中国网:您希望推广这样一种大健康的理念和发展健康服务业,它最终要达到怎样的状态和目标呢?
闫希军:通过全方位的大健康社会和大健康文化的形成,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的健康管理、健康预防前移,要从新生儿抓起,要从健康人抓起,在于一生中生命全过程的管理,一个是要把遗传性疾病减少,还有要延迟,把生命周期过程中有效的、贡献力最大的健康的时间要延长,要达到病程短、病程晚,耗费社会资源比较少。还有要形成全民重视大健康,文化传播、文化教育,健康管理,全社会要达成一个共识,家庭要达成一个大健康的家庭,人人要有一个大健康的行动,这样的话才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人健康了以后,精神也好了,生命周期长了,体格强壮了,身体好了,工作精力就高了,劳动的效率就提高了,能够提高人的劳动效率。比如一个健康人一上午4个小时,工作还没有感到身体累就到时间了,很愉快。如果我们健康状况不好,上午干2个小时就非常疲惫了,就得休息,所以,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一样,工作效率、贡献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还要通过贡献率来看。
第三,健康长期的管理,从生活行为和习惯上来改变,全民都要动起来,全民锻炼,少得病、消耗少,住院的天数少了。否则,我们就要拿GDP赚来的钱去建医院,我们现在就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一个是供给上的问题,是国家给予的供给上的问题,还有我们13亿人,未来14亿人口,如果全部都是病怏怏的中国国民,我们要建多少医院呢?建不起这么多医院。所以,我们全社会要动起来,把医疗结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建立起来,让有条件的医生进社区,有条件的医生要进家庭,如果家庭有能够咨询的医生,小病能够在社区看,我们的医院就没有那么挤了。
这是一个大文章,国家出了8万亿的总量的目标,就是健康产业和服务产业的量还远远不够,今天在天津团的会议上,张高丽副总理参加我们团的会,我们也给他讲到了,让总理回去后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详细的规划,在国家层面制定一个高层次的统一的规划,我们国家到底需要多少一线的医院,我们国家在一线医院下面要建多少康复医院,建多少社区医院,还要建多少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总体科学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下面,有的放矢,要把市场放开,要让不同的资本进入医疗市场。
我们国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广覆盖,全保障,混合所有制医院要提供专科专业技术,政府就可以在这些医院,给我们需要的这些专科专业技术的病人提供服务,让他们变成盈利性的,支持产业发展起来,让这些医院可以交税,这些税再反哺到公益性医院。
还有一些特殊服务的群体,让社会资本投入建立特殊服务,像富人需要这些特殊服务,我们拿国家的钱给他们去建这些特殊服务,老百姓的基本保障还没有保障起来,你的服务方向就变了。那么就要用市场的机制,市场的资本进入这些高层次的,个性化的特殊医疗服务体系。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按照供给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收费,国家支持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也可以像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也可以交税,把这些税再返回到公立医院和公益性医院。
我们把医疗要看成一个服务型企业,不能看成是国家包起来的。我们总理在报告中说医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那么富裕的国家,近几年才把没有入医保的人解决。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7000万人口医疗保险保障也解决不了。中国未来是14亿人口,我们用什么来保障。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市场放开,把它看成一个市场运行的机制,看成是一个产业,我们国家从总体规划、分类指导、分类发展,最后用高端的发展起来税收,又反哺回归到中低保障的公立医院,这样用市场机制把它变成一个活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要下一些功夫,不能光是有这么一个指导的若干意见就能解决。在这里还要防止过热,大家对这个产业不理解的,一窝蜂全部进来了。
未来又可能在某些程度造成过剩,现在我们建了很多房地产的空房子,我们这一轮又建健康地产,我们要没有规划,没有协调,没有控制好,下一轮又变成一片健康地产的空房子。因为健康是一个体系来保障的,不光是打一个概念,健康地产或者健康家园,因为它这里面保障体系没有上来,光有房子和光有概念是不行的,所以,这还是要引起我们政府、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中国网:您是如何理解健康服务业的去行政化呢?
闫希军:健康服务业去行政化,国家要利用市场机制,我们现在行政管理,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看护,把老年人召集到一块,每天做大锅饭,有饭吃,那还是不够的,要是没有市场机制,没有市场出处的供给机制,你的政府怎么来养这些人,怎么来做?一时是可以的,长久是不行的。就是要去行政化,按照市场机制,按照市场建立灵活机动的机制,政府指导,市场操作,然后让社会资本进入,我们不断的推进,政府可以买服务,我们把这些钱补贴在需求这些服务的人身上,进行买服务,这就是要去行政化,我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让政府包起来,政府是一个政策规划者、设计者,政府不是一个政策的操作者和操纵者,操纵是由市场和企业来进行,市场的操纵者是企业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