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国定价权的“土壤”_商贸技巧_供应商俱乐部_产品资讯

口号式声讨于事无补，唯有通过建立适应本土环境的市场和产品创新机制，才能运用国际规则“自然”取得定价权。其中，政府应扮演的是“助产婆”角色

　　“把期货市场与国际定价权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但还远远不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证监局副局长孙才仁表示。

　　与一般观点不同，孙才仁提出：国际定价权不是“争”（口号式声讨）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那么，如何在中国形成定价权？政府在其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就口号式声讨于事无补，唯有通过建立适应本土环境的市场和产品创新机制，才能运用国际规则“自然”取得定价权。其中，政府应扮演的是“助产婆”角色

　　“把期货市场与国际定价权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但还远远不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证监局副局长孙才仁表示。

　　与一般观点不同，孙才仁提出：国际定价权不是“争”（口号式声讨）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那么，如何在中国形成定价权？政府在其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此问题，记者还采访了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教授。

　　政府搭建舞台

　　孙才仁提出，期货市场与争夺定价权的关系，其实已经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一个关乎经济全局的战略问题，理论界和经济政策部门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通常不被重视的问题。至于国际定价权，这不是争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就像哪个饭店火不火，主要不在于位置繁华不繁华，主要在于它的东西好吃不好吃。酒香不怕巷子深，来的人多了，买卖也就大了，品牌也就出来了。期货市场也是如此。很简单，主要就是创新、松绑、发展、开放、做大。”否则，在国际贸易定价主要参考期货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国就仍然不会拥有价格发言权，“中国因素”不能转化为中国定价，被外国人蓄意加以夸大和利用的尴尬局面就难以扭转，期货市场就会继续成为国际基金“狩猎”中国企业的工具。

　　回首过去，孙才仁感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近被专家称做是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兴战略性行业，在大多数中国人中间还不被认识、不被接受，甚至在少数人眼里还被视为“坏孩子”。其整个市场只有20多万投资者参与，其中95％为个人，市场资金只有100多亿，作为这个行业的中坚力量的期货公司80%是亏本赚吆喝。许多大宗贸易品种在我国没有开设期货交易，有些商品虽然开设了期货品种，但因为国内市场封闭、规模小，加之没有专业期货投资基金和宏观调控的配合，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套期保值无法通过国内期货市场来完成，而不得不转向海外期货市场，大大削弱了国内期货市场做大的基础，致使我国期货市场难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中国在铜方面需求量已超过全球比例的20％，理应在定价权上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实际上铜的定价权非但没从伦敦转向中国，反而连中国资金都去帮着巩固LME定价中心。直到近两三年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从去年开始，才引起一场关于“定价权”的议论。

　　对于如何通过参与取得定价权，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建议：在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培育自己的兵团来与国际基金抗衡。我国大型基础原材料产品大都在国家垄断的企业范围内，这些企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主动出击，组织我们自己的中国基金，比如石油基金、大豆基金等大宗基础原材料产品，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主场”要踢好，“客场”也要打好。

　　胡俞越还强调，期货市场定位于金融市场，但是与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相比属于弱势群体，至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1999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个司法解释”、“四个办法”，构成了现在期货市场法律法规框架，但带有明显的清理整顿基调。其内容重规范、轻发展,重限制、轻效率,没有把促进期货市场发展作为立法的准则。《期货法》虽然已被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日程中，但还是空中楼阁。而证券市场的法规相对完善，《证券法》和《公司法》2005年又进行了及时修订。因此，期货市场要发展，主要还是要政府重视起来。

此问题，记者还采访了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教授。

　　政府搭建舞台

　　孙才仁提出，期货市场与争夺定价权的关系，其实已经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一个关乎经济全局的战略问题，理论界和经济政策部门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通常不被重视的问题。至于国际定价权，这不是争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就像哪个饭店火不火，主要不在于位置繁华不繁华，主要在于它的东西好吃不好吃。酒香不怕巷子深，来的人多了，买卖也就大了，品牌也就出来了。期货市场也是如此。很简单，主要就是创新、松绑、发展、开放、做大。”否则，在国际贸易定价主要参考期货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国就仍然不会拥有价格发言权，“中国因素”不能转化为中国定价，被外国人蓄意加以夸大和利用的尴尬局面就难以扭转，期货市场就会继续成为国际基金“狩猎”中国企业的工具。

　　回首过去，孙才仁感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近被专家称做是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兴战略性行业，在大多数中国人中间还不被认识、不被接受，甚至在少数人眼里还被视为“坏孩子”。其整个市场只有20多万投资者参与，其中95％为个人，市场资金只有100多亿，作为这个行业的中坚力量的期货公司80%是亏本赚吆喝。许多大宗贸易品种在我国没有开设期货交易，有些商品虽然开设了期货品种，但因为国内市场封闭、规模小，加之没有专业期货投资基金和宏观调控的配合，使许多大型企业的套期保值无法通过国内期货市场来完成，而不得不转向海外期货市场，大大削弱了国内期货市场做大的基础，致使我国期货市场难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中国在铜方面需求量已超过全球比例的20％，理应在定价权上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实际上铜的定价权非但没从伦敦转向中国，反而连中国资金都去帮着巩固LME定价中心。直到近两三年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从去年开始，才引起一场关于“定价权”的议论。

　　对于如何通过参与取得定价权，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建议：在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培育自己的兵团来与国际基金抗衡。我国大型基础原材料产品大都在国家垄断的企业范围内，这些企业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主动出击，组织我们自己的中国基金，比如石油基金、大豆基金等大宗基础原材料产品，以增强谈判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主场”要踢好，“客场”也要打好。

　　胡俞越还强调，期货市场定位于金融市场，但是与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相比属于弱势群体，至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法律法规与监管体制严重滞后，期货市场发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1999年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加上“一个司法解释”、“四个办法”，构成了现在期货市场法律法规框架，但带有明显的清理整顿基调。其内容重规范、轻发展,重限制、轻效率,没有把促进期货市场发展作为立法的准则。《期货法》虽然已被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日程中，但还是空中楼阁。而证券市场的法规相对完善，《证券法》和《公司法》2005年又进行了及时修订。因此，期货市场要发展，主要还是要政府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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