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纯熟的国家。两百多年来的思考沉淀与判例积累，使得美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与丰富的实践，值得成为我国在建立本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学习的对象。

　　美国运用惩罚性赔偿的经验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因为它早年的那段几乎是被“逼上梁山”的出台背景，这与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非常接近。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仅仅在20世纪前期，美国食品安全状况的糟糕程度简直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甚至比当今中国的食品安全糟糕情况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迫于民众压力的美国政府，随即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对食品安全进行整治，其中一项便是原本多适用于合同欺诈或普通侵权案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始被大规模地引入产品责任诉讼当中。随着一张张巨额赔偿单的开出，美国食品市场的风气终于焕然一新。希望这一段从大乱到大治的经历同样能带领我国走出食品安全的泥淖。

　　相较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它作为一个体系的严谨周密与无微不至上。例如，对惩罚性赔偿触发机制的严格限定。美国大多数州都明确要求，只有当卖家的主观过错达到故意、莽撞、恶性、放任、压迫或欺诈的程度，以至于构成了对消费者的安危罔顾漠视时，才有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又如，对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证明标准的清晰界定。该标准应该高于普通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必须达到清楚无疑且令人信服的水平。再如，对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细密指导。法官此时至少应该考量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开销、不当行为给被告带来的好处、被告的财产状况与承受能力、社会公众遭受的危害、被告参与的广泛程度、被告是否表现出了悔意、被告是否试图掩盖、被告是否采取过补救措施以及被告可能遭受的其他处罚这9项因素。

　　先进的制度设计自然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如果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效果，那正是“狠、准、稳”三个字。所谓“狠”字，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制裁力度方面真正表现出了重典的风范，不动则已，一动则雷霆万钧。百万美元级的只能说是家常便饭，成千上亿美元的判罚也不鲜见，一定要罚到被告永生难忘为止。而“准”字，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对象方面显示出了高度的精确性。通过采用让罔顾消费者安全的行为变得异常昂贵的办法，不动刀兵却能切中唯利是图的不良商家的要害，惩前毖后的效果十分突出。至于“稳”字，则是指美国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执行得非常稳健，详尽齐备的操作标准使得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判处及金额多寡都有章可循，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人而异的波动，使其威信蒙尘，又使得原本的双刃剑变成了法官手中贯彻司法政策、驯服不良商家的利器。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感到在我国尽早建立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否则，在世界各国竞相提高对本国消费者保护水平的大背景下，中国却自降门槛以至成为食品安全防控领域内的一块“洼地”。要知道，在食品行业中的跨国巨头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食品出现了安全问题，在外国消费者可以获得巨额赔偿或迅速达成和解之时，限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保守，中国消费者却只能得到一点赔偿，这种天壤之别让人痛心。

　　笔者认为，我们《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新尚欠周详，无论在定性、定位还是定量上都存在一些偏差，在惩罚性赔偿方面的十倍赔偿制就偏轻了一些。在笔者看来，“唯用重典，才有安全”。要想扭转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严峻局势，靠轻微的“十倍赔偿”规定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只有以严刑峻法对抗利欲熏心，把胆敢以身试法的无良商家一次就罚到倾家荡产，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以笔者认为，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内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应予改进、完善。

　　笔者分析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内容：设计一些诸如认定责任与确定数额必须分开审理或强制代理这样的特殊程序，以提高对被告的保障水平;构成要件方面要包括主观上存在恶意、行为兼具违法性与可谴责性、存在损害后果等内容;判处赔偿金额时应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包括被告行为的性质、造成伤害的程度、被告的经济实力等;最高数额限定，要么是一个固定数额、要么是补偿性赔偿的倍数、要么是被告净资产的某个百分比;责任承担，应确定不同被告间责任分配的方法;赔偿款的缴纳，强调在执行环节严格把关，防止被告拖欠赔偿款项等。

        中国政法大学 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