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动力问题。激励不够，专业人员缺乏。我国的风险交流工作起步较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大多也是半路出家，能够掌握良好的媒体传播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知识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而作为科普宣传的主力——食品科学界对于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转化的重视程度不够。重大科研项目中科学传播的比例偏低。在缺乏激励机制且科研工作繁重的情况下，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科学家或科研机构缺乏把科学传播作为核心工作的动力。在负面信息充斥的舆论环境下，敢于在食品安全领域说真话、传播科学的正面声音屈指可数。

　　

　　三是效力问题，及时主动的交流不够。无论是辉山乳业事件还是疫苗事件，都存在信息缺失、交流滞后的问题。当事件曝光后，如果专家、决策者尤其是管理部门保持沉默，错误信息就容易先入为主的占领舆论阵地和公众认知；如果相关机构没有及时更新事件进展信息，会让公众误解为机构不重视、不作为、故意遮掩，容易在受众群体中滋生恐惧、怀疑、抵触和不满情绪，进一步扩大事态。众多恶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都存在交流不及时的问题，有时起因仅仅是一个荒谬的谣言。对风险交流者来说，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危机时，我们应当力争让正确的专业信息先于流言蜚语到达受众。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遇到某些突发性和威胁性事件时会积极寻找有关事件的信息，弄清事件与自身的关系，以便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危机时期正是民众对这类知识和技能需求最旺盛的时期。在危机时期，我们可借助危机发生时对事件的关注，通过高密度的传播，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常态科普达不到的效果，危机时期恰恰是科普的良机。

　　

　　同时，风险交流还存在科学传播的空间被市场化为导向的媒体环境挤压的问题。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越来越的科学杂志、科学频道或栏目正在萎缩或合并，微弱的科学的声音经常淹没在娱乐化的汪洋大海中。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媒体环境中心，交流部门与主流媒体的协作机制还不完善，例如央视在进行转基因科普专题节目时还会穿插非转基因油的广告。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打开公众信任结节的关键措施，这一措施无效低效甚至反效，中国食品的形象难得恢复。

　　

　　新媒体时代，交流即有效的陈腐观念必须放弃。流于形式、枯燥乏味、自说自话的交流模式，风险交流不但会无效，还会反效，成为“高级黑”。风险交流是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新兴科学，学界应围绕“交流效果”这个关键词，深入开展研究，完善风险交流的策略方法，建立基于人民群众需求的、符合公众认知规律的以效果为导向的精准风险交流新模式。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任重道远，成长空间巨大，需要政府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社会机构、媒体等多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同心携手争夺科学的话语权，加强科学舆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切实提升交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