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表示，“第17条提到的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这个对中药材的管理作用不大，且非常烦琐，还容易给相关单位人员增加徇私和作假空间，因此，建议把流通追溯体系改为质量监测体系，由中医药主管部门来主管。”

　　

　　张晓彤还建议，第12条建议加上把中医药纳入国家卫生防疫体系，“SARS已证明中医药具有强大的防疫功能，因此，条款中仅说积极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是完全不够的。还有一个理念问题，我们中医治未病，中医消除治病的条件因子，这些都应该在防疫体系中得到重视，而现在卫生防疫体系把中医打得太远了，于国于民是非常不利的。”

　　

　　重视人才培养 立法更需“严字当头”

　　

　　金世元表示，中医药人才培养问题更为重要。除了中医人才严重缺乏外，从事中药的人才同样缺乏，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行”。“我了解的中药炮制人员很多不是正规学校毕业，大部分是临时工。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应重点考虑人员培养问题。”金世元说。

　　

　　国医大师孙光荣表示，中医药立法必须凸显立法依据的高度，不仅是行业的立法，而是为国立法，为民立法，为中华祖孙立法。为此，他从十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立法总则、《中医药法》名称等，并提出“三并重，三优先”方针，包括预防与医疗并重，预防优先；农村与城市并重，农村优先；中西医并重，中医优先，并且进一步突显政府的地位与职责，提出加大各级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入，明确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入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加强扶持促进保障的力度，进一步明确政府在保护基层创新发展中，临床教育科学文化以及中医药生产的引领起到监管的作用。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孙光荣也特别提出，建议制定改革中医高院校，课程设置和改进信息教材的方向，增加中医药专业课程的比重，增加中医药经典教学的比重，增加中医学术经验全程的比重，增加院校特色教材的临床，带教课时的比重，如此才能够不仅仅考察应是可行，而且能够临床应用课程可行。

　　

　　在座谈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提出，对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是师承教育方面，证明一定要严谨。“这一点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比如从业专家授了多少课，拿到什么学位，有多少临床，哪个诊室开的证明等，一旦发现开假的，这个证明就会被取消。‘严字当头’，我们对自己严，别人才能更加相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