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竟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对于抱着“入常”夙愿力促联合国改革的日本而言,是否能在安理会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展示存在感将受到考验。
胡令远对澎湃新闻表示,日本战后对联合国非常重视,每一阶段的诉求有所不同。战后,日本希望从战败国阴影中走出来,尽快融入国际社会。
公开资料显示,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另两个支柱便是“日美同盟”和“以联合国为中心”。
“在70-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认为联合国是最好的平台,因此日本加大对联合国会费的支持,一度曾高达20%。也涌现出了像绪方贞子、明石康等这样的日本籍官员在联合国内担任要职。”胡令远说。
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成为了日本的“奋斗目标”。“一方面,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是在为以后铺路;另一方面也是在国际上提高影响力。”胡令远指出,日本继续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参与度就比较高。
然而就在近日,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日本竟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随后向政府提交决议:停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经费。
而今年,日本针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中国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一事多次无理纠缠表达不满。潘基文则驳斥称,吸取历史教训创造光明未来,是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应有之义。
“这实际上暴露了日本的历史态度与其可能将担当的角色(非常任理事国)是有差异的。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这种很功利的做法动机就不纯,让人怀疑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目的是什么。”胡令远说。
他补充道,联合国是基于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而创立的。日本的这些行为和联合国的宗旨背道而驰。日本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反省那段历史,这样才能发挥作为非常任理事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