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国耻日是几月几日？为什么会有中国国难日？2017中国国耻日是2017年9月18日，中国国耻日是为了国人勿忘国耻，铭记1931年7月和8月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及9月18日制造的“柳条湖事件”，随后更是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在历史问题上不时翻云覆雨：从教科书篡改事件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否定南京大屠杀到掩盖慰安妇罪行，从鼓吹战争责任未定论到否定东京审判，从架空和平宪法到妄图解禁集体自卫权……


历史始终是面镜子

它时刻照着未来

谁轻易的忘记过去

谁就将重蹈不幸

日本没有深刻地觉醒

许多人不了解历史

事实能够掩盖住吗?


铭记历史并非延续仇恨

“九一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每逢“九一八”，从辽沈大地传来的警钟之声，是这块土地拒绝遗忘的誓言。85年后，回望“九一八”，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传递仇恨，而是要从苦难中汲取智慧，从耻辱中迸发力量，奋发前行。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铭记历史、警示未来，这是正义的担当，历史的重任。

我们无法改变什么

但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此文！

也许，这正是改变的开始！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一战曾令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深刻的改变：一战令美国的国家身份从19世纪的自由典范转换成世界领袖；一战也令日本的国家身份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成东亚帝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身份变革影响了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使得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战的爆发，令深陷欧洲战场的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视此为实现“东亚帝国”梦想的天赐良机，遂在1915年1月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国耻记忆

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原本是一次绝密的、非常规的外交事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二十一条”要成为公共性的国家耻辱，首先必须被泄密。袁世凯起初对于“二十一条”是否应该泄密持犹豫态度，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下，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谈判过程及时透露给国内外媒体。中国报界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系列报道是培养公众关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最早的宣传资料。在交涉期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日期5月7日和中国对日本通牒的覆文日期5月9日，随后成为象征“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两个重要日期。

最早意识到“二十一条”交涉具有特别的“存史价值”的北京政府官员，首推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顾氏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5月13日，陆征祥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北京政府此举，既是向后世有所交代，也是为了向民众灌输国家主义观念。为此，北京政府顺应舆情需求，制订了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计划。5月14日，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全体代表，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准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教育部下属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于5月21日复电江苏省教育会及穆藕初称：“本会已议决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通令各级学校，“以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以为鞭策国民之一法”。此后，5月9日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国耻纪念日”。

5月12日，教育总长汤化龙在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今后要注重道德教育，使学生“急公好义，爱国忘家，乐善好输，培国本于现在；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教育部决定，“将此次中日交涉情形编入各种教科书，俾国民毋忘国耻”。5月底，袁世凯密谕京内外各省长官，督促他们效法日本强盛之道，“普及教育、明耻教战”。旋即，教育部于6月初向各省发出关于精神教育的咨文，其中说道，“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普败于法，乃以其事日诏国人，厥后战胜。论者咸归功于国民教育”。为贯彻教育部的咨文，6月20日，江苏省校长会议做出决定，要使用一切教育手段，“务使人人知有此辱也”。

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也遵照教育部的咨文精神，及时推出了各种新版教科书。1915年7月初，中华书局发行一整套“新制小学教科书”，其宗旨是“能令学子奋发自强，不忘国耻”。此外中华书局发行的“新制单级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也是“注重国耻，多采经训”。同时，中华书局还推出“新编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旨在激发学生的道德心、责任心、雪耻心和爱国心。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师范教科书”，其特点之一，即在于各书材料“皆取最新学说，注重国耻，而于先民之道德，固有之国粹，尤为注意”。

总的看来，教育部和出版界在培育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的态度上是积极主动的。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二十一条”可以成为引导公众舆论、抵制日本外交压力的“特殊武器”，也意识到如果对“二十一条”加以有效的宣传利用，就可以强化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而产生维护政府统治的效果。在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政府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其实不过是敷衍日本的一种外交策略。当中日交涉结束之后，民众运动已经对政府外交失去后盾的作用，袁世凯政府才下决心彻底取缔反日运动。5月26日和6月29日，袁世凯两次发布总统令，严禁排日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

有意识地利用人们的集体记忆来发起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堪称典型。“二十一条”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是一战时期中国学生的特定集体记忆，也是各地学生在反日运动中的情感纽带。

在一战后期，“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学生集体记忆中日益居于核心地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耻记忆对学生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甚至成为一种“事实的压迫”；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令一般中国青年学生感觉“最为不安的几个历史事实”，首先就是“为一班人认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

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回想，总是因现实问题而起。1919年，由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恫吓事件，“二十一条”国耻记忆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关注对象。此事唤醒了中国人的国耻记忆，激发了强烈的反日仇恨。京津学生界对小幡恫吓事件反应非常激烈，据报道，“京中各高等学校大学等，多开大会以筹抵抗之法”。国民励耻会致电北京政府，谓“勿为胁从，沦胥邦国”。张謇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建议“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肖，皆耻之；行见举国沸腾矣”。南方和议总代表唐绍仪亦认为小幡此举，“我国人民岂能容此等凌辱”。由小幡恫吓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各阶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预示着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极易引起各方关注的公共话题。随后发生的中日密约公布事件，促使中国的“亲日与反日之争激烈化”，而“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也即在此复杂的政争背景下展开。

“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重构，其实就是将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转化为与此相关的以亲日派卖国贼为对象的国耻记忆。结果，亲日派政治人物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锁定为卖国贼，从而使这一新的国耻记忆具有“目标明确和道理简单”的宣传效果，更容易深入人心，更容易进行政治动员。

在五四运动中，卖国贼之所以成为新的国耻记忆象征，与两种力量的推动有关：其一，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其二，政治派系彼此竞争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二十一条”到国贼人物的转变。彼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观念，不同政治派系都要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号以维护其派系竞争的合法性。随着中日密约，特别是关于山东的几项密约的公布，公众舆论逐渐聚焦于当年签署密约的责任人，也即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

中国游客行纳粹礼暴露“国耻健忘症”

稍微具少许历史知识的人也应知道，二战中纳粹主导的轴心国也曾为中国带来战乱、杀戮与屈辱，纳粹所提倡的“优等民族论”更将中国打入另册。若非反法西斯阵线各国浴血奋战打败纳粹，包括两位游客先辈在内的中国人，恐怕难免会步那些饱受纳粹战争毁灭性打击不幸民族的后尘。更何况，在二战中，中华民族也曾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凌辱，对之国人有着深重的家仇国恨。对饱受外敌欺凌和种族歧视之苦的中华民族而言，每个成员心中都应时时高悬警灯警钟长鸣，以警惕和防止屈辱历史的重演。

尤为重要的是，相形于战后德国政府真诚反思战争责任和全民“去纳粹化”，曾经因为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却非但不能真诚反思和正视检讨侵略历史，以赢得受害国人民的原谅，反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阴魂不散，时有军国主义复活苗头显山露水。由是，对每个中华民族子孙而言，牢牢铭记曾经受到侵略凌辱的历史，坚决抵制纳粹余孽及其魅影复活，更应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认知和始终恪守的底线。

近年来，随着国人境外游的爆发式增长，作为不文明言行的代名词，“中国式旅游”一度曾为不少国际媒体诟病，两名游客行纳粹礼被捕，不过是“中国式旅游”的新变种和升级版罢了。就事件本身而言，也许的确如事主自称，模仿纳粹礼“只是开玩笑没有恶意”，似也大可不必以偏概全上纲上线过度解读。然而，偶然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少数国人“历史无意识”和“国耻健忘症”端倪，恐怕要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忧虞深思。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唯有“毋忘国耻”，才能防止和避免再罹国耻；因为，设若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本次事件引发国人悚然一惊的道义反应和“毋忘国耻”的理性反应，进而找到感染这一病毒的“病原体”，行纳粹礼之类反智识奇葩级的闹剧就可能还会重演。

而如何让战争和屠杀成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信仰？
就像当时日本宣扬的那样——强奸和杀人是鼓舞士气最好的方法。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像是一种精神毒品，能够让他们极度亢奋的同时，更给他们带来足够多的自信。让他们更加坚信这场战争是必胜的，同时毫不反抗的中国人更加让他们有种极为强大的满足感。

日本的佛教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让许多高僧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甚至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公然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时一场正义的战争”，并且宣称日本磁性为“慈悲之行”。在日本的佛教中，承认杀生，并且将杀生和超度论为一体，认为只有将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杀光，这个世界才能清净。

国耻日的意义
一战时期，中国的国耻记忆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启蒙目的。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它的形成与重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以应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启蒙，有计划地书写国耻记忆，是不少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如恽代英所言，“吾意欲编远东现状，详叙日本对我屡次之交涉及其用意所在，以儆醒吾侪辈”。质言之，在一战时期中国国耻记忆的演变背后，还隐含一个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说，加强民族精神的内部团结才是救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