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诸暨青年何赛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病床前，年迈的父母看着儿子年轻而苍白的脸庞，早已泣不成声，他们一遍又一遍呼喊他的名字，想再多看一眼他的样子。他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和儿子见面了。

　　因脑胶质瘤复发，何赛军没能从“死神”手中逃脱。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将捐献出心、肺、肝、肾、胰腺等所有大器官以及遗体。据悉，这是诸暨第一例生前自己有捐献意愿并完成遗体器官双捐献的人，也是浙江省内第一例捐献所有大器官和遗体的人。

　　10点22分，何赛军被推进手术室。随着手术室门的缓缓关闭，一场生命的接力将在这里开启。

　　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何赛军的器官，将帮助至少5人重获新生。截至发稿，心脏和肺都已移植成功。

　　两次提出器官捐献

　　他说自己有三个心愿

　　决定器官捐献那年，何赛军32岁。

　　他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就像在谈论晚餐吃什么那样从容，却把母亲吓了一大跳。“不许再说这样的话。”母亲“警告”他，她说自己接受不了，不是接受不了器官移植，而是不敢想象儿子会在短期之内离开她。

　　他们心里清楚，何赛军不是一个健康人，他的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这是何家人不敢想也不愿触碰的“禁区”。

　　2008年，27岁的何赛军因长期头晕被查出脑胶质瘤，手术后，他一边复查一边休养。尽管瘤是良性的，但却长在了脑干深处的重要部位，很容易复发，一旦复发，生命危在旦夕，就算二次手术也很可能瘫痪或成为植物人。

　　2013年，他被狗咬了一口，打了狂犬疫苗，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太舒服。“也许是这样，他以为脑胶质瘤复发了，才会和我说起要捐献器官。”何妈妈回忆说。

　　第一次被母亲断然拒绝，何赛军在下半年又和父母谈了一次。这一次，他的态度更坚定了。他说，自己有三个心愿，希望父母帮他完成——

　　第一个心愿，家里的屋顶漏水，希望父母把房子修好。何家在诸暨的老房子是100多平米的二层楼，每到下雨天，屋顶就会漏水，何赛军深知，自己走后父母一定不会再花心思修房子，所以一定要在清醒之时“督促”父母把装修落实，这样他才能安心；

　　第二个心愿，如果病情复发，不再做手术——他希望有尊严地离开；

　　第三个心愿，如果他陷入昏迷，请父母一定要在同意书上签字。他希望捐出所有可用的器官，救助更多的人，也希望捐出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攻克胶质瘤的办法，再无人需要承受这样的苦痛。

　　何赛军住院昏迷后，父母想起他的心愿，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于今年4月11日为他进行了器官、遗体双捐献登记。5月5日，何赛军出现症状；5月6日，病情恶化，转至浙大一院，医生判定为脑死亡。

　　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将捐献出心、肺、肝、肾、胰腺等所有大器官以及遗体，而这将帮助至少5人重获新生。

　　拒绝别人的“说媒”

　　只因“不能害了别人”

　　孝顺，善良，乐观，这是何妈妈眼里的儿子。

　　“从小就是这样，有好吃的自己不吃，分给别人吃。他有很多好朋友，别人有什么事他都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提起儿子，何妈妈抹了抹眼角的泪。

　　何赛军曾在当地的中学做过一年体育老师，后来想着年轻要出去闯一闯，辞职开始创业。“先立业再成家”，这是何赛军给自己定下的小目标。

　　没想到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还好没结婚，不然不是害了人家姑娘吗？”生病后，何赛军觉得没结婚是一件幸事。

　　第一次手术后，陆续有人来“说媒”，都被他婉拒了。“我都这样了，不能害了别人。”他常常用这句话“安慰”母亲。

　　生病后，何赛军没有沉浸在悲伤中，他积极地配合治疗，也开始在网上寻找病友。“他和我说，网上有一群人和他一样，也有这个病，他们经常一起交流。”何爸爸告诉记者，找到病友后，何赛军的心情好了很多。

　　“我们同意签字，一来是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二来也有自己的私心。”何妈妈说，“他的器官在别人身上，是生命的延续，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离开。”

　　记者注意到，在何赛军捐献的器官里，除了常规的心、肺、肝、肾之外，还包括了胰腺，这是以往器官捐献中比较少见的。浙大一院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吴建永表示，胰腺移植手术比其他器官移植手术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技术要求高，手术难度大。

　　吴建永介绍说，胰腺移植是为了治疗I型糖尿病，受捐者多为糖尿病合并肾病患者，年龄一般是二三十岁的患者。“一般情况下，胰腺移植是和肾移植同步进行，受体是同一人。如果单纯进行肾移植，术后受糖尿病影响，依然有复发的可能，胰肾双移植后，糖尿病和肾病都治愈了，生活质量会更高。”

       据悉，浙大一院今年已做了11例胰肾联合移植手术，今天的手术是第12例。

浙大一院ICU主任方强（右），副主任吴晓梁（左）

　　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或许是一份寄托

　　浙大一院ICU主任方强说，尽管器官捐献的人数逐年增加，但与等待移植的患者相比，差距依然悬殊。在我国，器官捐献稀缺，而排队等待“生命礼物”的队伍很长。“肾脏的等待时间一般在5到10年，这期间病人可以通过透析来维持生命，而需要心、肝、肺的病人根本等不起，往往还没等到就已经走了。”

　　方强提到，尽管每个人生前都可以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但最终做决策的往往是家属。因为在捐赠的环节里，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全部书面同意，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跟踪下来，3个家庭里面有2个是会放弃的。”

　　“其实成功捐献对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寄托。”方强举了一个例子，就在这个月，有一位上高中的女孩决定捐献父亲的眼角膜，她说自己只有一个请求，将来她结婚时，这些受捐者可以参加她的婚礼，看着她穿上最美的婚纱，步入人生的新阶段，“就好像父亲看着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