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策红利激发中国文化休闲业活力

　　休闲绿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文化产业立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5年是文化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产业政策的一年，党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落实顶层设计、推动文化休闲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包含文化休闲业的政策措施，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政策措施将顶层设计的思路进一步落地，为文化休闲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也带来了新机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文化休闲业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的出台推动了公益性文化休闲结构服务标准均等化的发展，为居民的基本报告化权益提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博物馆条例》等相关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整个行业发展的环境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6-2017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27-1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

　　八．学历越高，工作时间越长，高学历男女工作时长差距仅为35分钟

　　休闲绿皮书基于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从时间分配的角度，对20年来北京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日常时间看，劳动时间大幅缩短，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大幅增加。虽然周平均休闲时间有所减少，但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及国家假日制度的改革，居民全年拥有越来越多的休假日数。居民休闲活动频次不断增多、休闲消费支出日趋增加，休闲消费能力日益提高。2016年周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6小时2分钟，相比20年前，减少了27分钟。加班加点时间为16分钟，比1996年增加了1分钟。

　　具体来看，呈现如下特征。

　　1. “工作日忙工作，节假日忙休闲”现象越来越明显。2016年周平均每日工作时间比1996周平均工作时间减少27分钟。其中，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间减少19分钟，休息日减少48分钟。虽然总体工作时间有所减少，加班加点时间却增加了1分钟。工作日平均加班加点时间增加了5分钟，休息日减少了8分钟。工作日加班加点时间在增加，而休息日加班加点时间在减少。相比20年前，“工作日忙工作，节假日忙休闲”现象越来越明显。

　　2. 男女工作时间都有所减少，但男性工作日加班加点时间增加了7分。调查结果显示，男女工作时间都有所减少，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减少更多。男性工作时间减少23分钟，女性减少30分钟。另外，1996年女性工作时间为6小时5分钟，比男性少50分钟；而2016年女性工作时间为5小时35分钟，比男性少57分钟。男女工作时间差距的增加，说明了北京市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减少。另外，男性加班加点时间始终高于女性。2016年周平均男性加班加点时间为23分钟，女性为11分钟。男性居民与1996年相比，工作日加班加点时间增加了7分钟，而女性居民加班加点时间只增加了3分钟。休息日加班加点时间男性减少了9分钟，女性减少了7分钟。

　　3. 学历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且性别工时差距随学历提升而降低。不管是1996年还是2016年，都呈现出学历越高工作时间越长的现象。相比20年前，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的工作时间都有所缩短，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工作时间却在增加，增加了18分钟。在所有教育水平层次上，男性工作时间均比女性要长，但工作时间的差距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具体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男女工作时间差距最大，为1小时27分钟。高中学历的男女工时间差距为1小时16分钟。差距最小的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群体，仅为35分钟。究其原因，低学历群体大多从事农、林、牧、渔业或者其他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所以该群体的女性劳动时间显著低于男性，而高学历群体多从事脑力劳动或脑体结合的劳动，此时女性在体力方面的弱势会被削弱。伴随着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专业技术水平或者管理能力足够可以和男性完成一样的工作任务，因此该群体的男女性的工作时间差距会缩小。（参见《休闲绿皮书：2016-2017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97-1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

　　九．中国的休闲发展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美国经验

　　美国休闲学者杰弗瑞·戈德比在休闲绿皮书中指出，中国正处于快速变化时期。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蓬勃发展的消费型社会、机器人更广泛的应用等因素正在改变着经济格局。空气、土壤和水污染问题愈益加剧并引起关注，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高新科技正在重塑经济，独生子女政策已然结束。高校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行为和人生观更加与世界接轨。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惊人，在未来不到十年时间里，可能会有70%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势意味着休闲对中国人来说越来越重要。

　　更多的假期、更短的工作时间和不断增长的收入，意味着更多中国人有休闲空间。然而，有休闲空间不仅是指生活中有空间，还必须在这样的空间里找到快乐、宁静和意义，可以有机会丰富生活，或者就是简单地什么也不做。要拥有这样的休闲空间，需要推出更多休闲政策，并将这些政策落实到城市里。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相对孤立到更加开放，从局限于工作和家庭的生活到通过休闲来自由追求个人的兴趣、梦想和愿望。由于这些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所以休闲空间的设计要适应这些变化。

　　1978年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实际上，也需要有第五个现代化——休闲现代化。中国快速发展的行业都是高科技行业，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来做大部分工作。这些行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设备、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预计到2020年，这些行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将迅速从4%增长至15%。随着产业性质向高科技和专业化转变，休闲也将发生快速变化。

　　尽管美国社会经历了人口、经济及文化的变迁，美国民众对于休闲的需求被三大类组织所占据。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因市政府和州政府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政府在私有非营利性组织的协助下，为民众更好利用休闲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性休闲服务组织虽然在某些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其他方面却未必如此。

　　中美社会存在很多共同点：二者都是老龄化社会，都意识到女性担当的角色、受到的教育及应有的权利在不断变革，出生率都低于人口替代所需要的水平，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经济基础都面临着由于计算机化、自动化进程和外部竞争带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失业率的挑战。

　　尽管两者间存在众多相似之处，但在美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为便利手工制造商品的运输，政府规划工人住在工厂附近或交通便利的地方之外，并无其他专门规划。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的参与，只是满足城市人口对有益健康的休闲机会的需求而已。因此，作为城市改革的一部分，政府的参与是为了努力提高新移居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美国政府支持休闲的发展有两大目标很明确，即改善工人生活质量和重塑工人阶层的需求，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

　　对中国而言，美国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中国政府应认识到，现代中国城市能否取得成功，与国民是否能够体验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密切相关。应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城市休闲发展出台政策法规，当然，这并不是建议中国城市休闲政策照搬美国。中国政府可通过加强与城市居民的合作，来确认当前中国城市休闲的新特征，并制定政策法规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6-2017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221-2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