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 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葛俊杰提出
　　
　　全社会风险信息交流水平亟待提高
　　
　　自从《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特别是2013年优化重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实施了统一监管，较大地改变了我国沿袭多年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有效提升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效率。但实践也表明，我国的食品安全科学监管理念还有待继续提升、食品安全标准与执法亟须转变思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需要持续强化。全国人大代表、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葛俊杰分析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建议。
　　
　　监管执法和食品安全标准环节思路待转变
　　
　　在监管执法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监管部门自身定位及其与企业关系定位不够清晰，包括：长期以来扮演着消费者、企业的双重“保姆”角色，过多渗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环节，过多为消费者“做了主”，推高了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现行考核机制和政府问责制在设计上过多强调监管者责任，并层层下达中不断放大该责任，致使当遇到监管部门出错或发现问题时，为避免被问责、被追究就可能出现不愿承认或公开等后果，从而不利于形成良好监管环境与氛围，亦无法体现《食品安全法》强调的“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立法精神。
　　
　　其次，监管模式顶层设计上对监管成本、社会成本考虑不足，包括：较少考虑基于风险管理基础的监管成本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合理性（例如高昂的追溯投入、重复性的检测机构建设等）；检验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仍占据着非常高的位置，甚至到了“是行政执法的唯一依据”的高度；重行政审批与企业处罚，轻风险分析与控制体系构建；政府部门主导的诚信体系建设尚流于表面，未能整合共享。这种现象不利于构建科学长效的监管机制。
　　
　　第三，监管执法实践中仍存有短板环节，包括：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售食品交易市场缺乏监管，扰乱了食品市场正常秩序；对返工、分装等生产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因管理制度缺乏而难以界定；一些基层监管执法中对标准法规的理解与标准法规原义有时存在差异，造成执法口径不统一。
　　
　　在食品安全标准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标准体系还不够科学，部分标准指标还不合理，包括：标准间不衔接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造成企业、监管部门执行标准时存在理解差异；与很多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存在缺失或有问题，导致这些标准实质上无法施行；某些标准或个别指标效能被过分强调或盲目扩大，如“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说法，实际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易导致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承载过多、不必要的职能；部分行业标准要求过严、不合理，对存在的天然本底问题关注不够，易被监管部门作为检测、监督的标准依据。
　　
　　新修订标准的实施过渡期太短，企业难在过渡期内完成标准实施准备。在当前一品一标准的监管理念下，即便是国内企业要在5个月过渡期内完成库存包装处理、添加剂调整、新包装采印、产品生产等流程，也大都存在困难甚至浪费严重。当涉及产品进口时，鉴于其他国家标准体系与我国存在差异，更无法短时间内完成配方更改、包装修改、生产运输等流程，易导致很多进口产品尤其是混合型的产品陷入人为障碍。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环节待加强
　　
　　媒体舆论监督发挥正能量作用不够，包括：部分媒体在传播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时，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了解不够、偏听偏言甚至过分夸大，特别是一些新兴媒体成为以讹传讹、大谣大V的平台，造成虚假、不实信息迅速扩散，形成巨大的舆论“泡沫”。
　　
　　呈蔓延之势的职业举报严重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与监管秩序。一些职业举报（打假人/索赔人）专门利用《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举报甚至敲诈企业，其中标签问题是职业举报或诉讼的重点领域。此类举报或诉讼并非一定是食品安全问题，意在向企业索要赔偿，企业为此花费大量时间与成本，也大量耗损公共监管资源。
　　
　　日常监管执法中与公众消费者存在交流欠缺。一些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工商、法院等系统在日常监管执法中，与公众消费者开展科学精准的信息交流比较欠缺，如发布日常监管与监督抽检信息的方式粗暴简单，或作科学性说明与引导不够，或在标准采用及其问答上存在理解偏差，给公众消费者带来误导甚至引发更多投诉与诉讼；再加上媒体报道的偏差性，进而引发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过分关注，甚至引发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和对国内消费的恐慌。
　　
　　食品安全管理是一个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的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是一个综合工程,不但要考虑与风险有关的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需要包括政府监督管理在内的食品产业链各环节管理者共同参与、协同合作。
　　
　　科学有效经济的监管能力待提升
　　
　　重新认识食品安全管理，构建新的角色定位和合理的职能设置，包括：准确定位政府监管角色，树立新的监管文化，追求科学监管，减少监管成本；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有机分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其中中央政府的重点应放在统筹科学制订“规则”上，而地方政府的着眼点应放在“规则”执行而不是继续“立法”上；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消费者的关系，通过引导消费者权利主张和完善舆论监督环境，监督食品供应链上各利益主体承担各自责任；从科学性、有效性、全产业链角度聚焦食品安全（含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核心问题，从上游或源头上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采纳国际通用作法，全面建立以“风险”为核心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包括：从风险入手加快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科学、重行为的有机监管能力；合理制定风险监测、监督抽检计划，并通过予以恰当的验证做到及时预防、控制、反馈，将相关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完善规范食品生产许可，严把准入关，重点管好小企业，强制推广GAP、HACCP、GMP等质量安全体系管理，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食用农产品或食品原料监控与预警，引导种养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从源头控制农残和药残；健全流通餐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管理，强化农贸市场、连锁零售、网上交易、餐饮企业和小作坊小商贩的有效监管和风险管控。
　　
　　重新定位政府问责制，优化食品安全政绩考核体系，包括：作为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主要执行机构的各级地方监管部门，政府问责制的基础应该是对渎职和滥用职权的问责，而不是辖区内任何企业出现问题就一定要进行问责；在地方监管部门的政绩考核上，应该以履职状况，即以科学高效的日常工作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或使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最有效处理为依据，而不能简单地以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为尺度；考核指标设置上应注重：监管并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现、避免或有效处置食品安全问题，听取并满足企业与消费者诉求，学习并推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引导健康与理性消费，以及来自上级监管部门的年度考核等绩效指标。
　　
　　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待完善
　　
　　转变观念，基于“从田头到餐桌”食品供应链全过程管理理念，加快健全完备的横向基础标准，从而尽快建成以基础标准为核心、适度补充产品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等配套标准、基础标准与配套标准间合理衔接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尊重科学，充分理解产地环境、种养业等环节对食品工业的影响，合理考虑天然本底等因素，在广泛积累数据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制定标准指标。
　　
　　结合实际，合理设置1—2年的标准过渡期，以满足食品供应链各环节实现平稳过渡，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浪费和成本负担。
　　
　　全社会食安风险信息交流水平待提高
　　
　　夯实风险交流基础，健全风险交流机制，包括：做好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面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上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其中政府、行业协会、机构与科学家、企业应分别起主导、重要支援、准确传递、积极协作等作用，要特别加强企业、消费者和非政府第三方的参与度；利用国家日常监管与抽检数据、第三方检测机构信息以及企业检测数据，建立风险预警交流数据与统筹共享平台，向有关各方提供方便快捷可查询，形成风险交流、发现与联防联控机制；充分考虑交流的动态性、互动性和自适应性建立工作制度，建立信息发布链、追踪链和反馈链，多方位满足风险交流各方需求。
　　
　　掌握交流技巧，实现有效交流，包括：强化风险交流和危机处理的及时性，区分专业交流和大众交流，专业交流要保持一定的高度和技术水准，大众交流要诚实、精确、生动、及时和深入人心，做到以恰当的表达方式传达出准确的信息；发挥专业人士作用，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发挥新兴媒体与网络舆情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社会共治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平；强化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教育，规范新兴媒体平台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保持正确舆论导向，控制虚假信息传播，严格控制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不实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