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发布户籍改革路线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上报国务院、多个城市出招遏制“肥胖症”……自2013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后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各方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的工作明显提速。

 

　　作为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核心要素，城镇化的推进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全面深化改革“开局年”的一大看点。民众期盼在即将拉开帷幕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能献计献策，助力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更为健康的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到2012年的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大城市高企的房价、难解的拥堵以及不均等的公共服务也彰显出中国城镇化已积累了大量突出矛盾和问题。

 

　　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是城镇化最为重要的瓶颈之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但如果把没有户籍、未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那一部分人口“划出”，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

 

　　十余个百分点的“缺口”所对应的是1.26亿“寄居”在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面临向前难以融入城市，向后无法重新务农的尴尬局面。

 

　　如果这一问题持续存在，中国将面临重蹈巴西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大规模贫民窟覆辙的风险。与此同时，在后顾之忧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城镇化”人口也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从而无法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应有红利。

 

　　有基于此，中国官方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公安部在会后不久便披露了中国户籍改革路线图：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

 

　　不过，上述路线图的实现并非易事。户籍改革的本质是附着于户籍之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推进的前提是城市必须能够承担剧增的公共开支压力。而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债务挑战。

 

　　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逾10万亿元人民币。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将防控债务风险单列为来年的工作任务。

 

　　虽然官方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等缓解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财政压力的举措，但要从根本杜绝中国出现“底特律”的可能，其核心要义在于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使之能够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然而，这一要求的实现并不以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而转移。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3年已突破2114万人，超过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规划值。

 

　　人口的暴增让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城市病在上述城市愈演愈烈。为避免这种情况蔓延开来，官方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而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

 

　　2014年伊始，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始纷纷出招严控人口规模，通过启动产业转移外迁、建设城市副中心等方式来控制外来人口。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大城市控制人口还是建立城市群，均不是城镇化更为均衡发展的充分条件。人们之所以愿意涌入为城市病所困的大城市，其背后看不见的推手是大城市独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更好的发展愿景。

 

　　今年两会，人们期待代表、委员对未来“人往哪儿去”这一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解答，除了行政手段的调控，更为关键的是让各个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够更为平等的获取资源，从而推动中国人口更为合理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