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是国医大师何任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之前，为纪念他老人家而编撰的《何任临床医学丛书》共五册也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陆续出版。手捧新书，感慨万千，3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1977年夏天我从浙江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学院安排我到时任副院长何任先生身边做些学术秘书类的工作，由此也开启了我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生活长达30多年的人生旅程。

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

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

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

“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

“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

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

“现在我还记得，考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

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

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积累临床医案
我到先生身边工作，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医案。一天，先生交给我一叠厚厚的病人处方。告诉我，他早年保存的处方都在“文革”抄家时散失了，很可惜，这些是后来留存的。他还给我讲了整理医案的基本要求。我把先生的处方打开一看，十分惊奇。只见处方已按病人分类，每一类病人的处方都用一枚大头针或回形针别好分开。许多处方都因日久变色发黄。病人就诊时间大多是70年代初期，有的是60年代中期，保存时间已达10年以上，可见先生重视临床医案的积累。有的在处方边上注有当时病人诊病的背景。有的处方前会附有一张小纸，记录服药后的效果。如一例支气管扩张反复咯血病人，上面写着：“病人以喜悦心情，谓多年不愈咯血，第一次见痰中血净”。还有的病人处方装在信封中，里面附有西医检查的化验单以及住院记录等。充分体现先生做事之严谨、细致、认真。医案整理一般先由我撰写初稿，然后交徐荣斋老师修改，最后由先生定稿。在工作中，最难也是最主要的，莫过于撰写“按语”了。既要把先生理法方药特色提要钩玄，又要进行理论阐析。为此我阅读了不少方书，除四大经典、中医教材之外，还读过《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傅青主女科》、《小儿药证直诀》等等。既使我了解了先生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特点，也提高了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该医案整理后，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书名《何任医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