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上午9时，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医经典理论内涵与临床应用学术研讨班”，浙江日报、浙江在线、浙江新闻客户端联合推出新闻直播间，邀请省内中医药行业11位权威专家做客并畅谈浙江中医药的现状与发展。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方剑乔第一位进入新闻直播间

　　以后看中医，不一定要去中医院

　　“小孩子发烧、拉肚子，药吃了一通都不见好，可以试试小儿推拿、穴位敷贴，这在以前还得跑去中医院。”东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郭兰中坦言，原来该院没有中医科和中药房，而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医院设立了国医馆，并形成了广受好评的中医药和妇幼健康融合的“东阳模式”。

　　《中医药法》第十二条规定：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药科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的能力。

　　“东阳的百姓已实实在在受益，现在全国的妇幼保健院都借上《中医药法》的东风了。”但郭兰中同时担心，中医科室的大量设立固然是好事，中医人才从哪里来呢？

　　同样的问题，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吴晋兰博士也在思考，她是80年代的大学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已经是第33个年头了。

　　“念大学的时候，学中医是稀里糊涂地学；走出校门后，我们接触了现代医学，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学中医；直到考进浙江省首批基层名中医，重读四大经典，才慢慢发现到老祖宗的东西真好，决心做一个更优秀的中医。”

　　吴晋兰在直播间放了一本《中医经典》，讲述了自己学习中医的心路历程，但她更希望现在的中医生们早些领悟所学经典，而“师带徒”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传承方式。

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吴晋兰博士

　　中医人才“青黄不接”，师承教育来帮忙

　　那么，浙江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现状到底如何？《中医药法》对此又有哪些条文体现？

　　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方剑乔教授看来，传承才能创新，当前中医药领域人才依旧存在“青黄不接”的情况，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才培养规模不够大，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稀缺；二是用人单位“重西不重中”，以致于部分中医人才的能力得不到很好发挥；三是教育体制问题，包括中医思维的淡化，中医临床能力的弱化等。

　　《中医药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

　　“这给中医药人才的职业培养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即院校教育是一方面，还有师承教育和继续教育。”方剑乔教授认为，看病难，实则看名医难，中医尤其明显，而把师承教育与继续教育有机融合，意在快速、全方位地将人才培养成“名中医”。

　　而浙江省中医药学会门诊部主任张慰也表示，《中医药法》的颁布，对民间郎中来说得到了解放，而对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级门诊部来说，可以有效扩大中医师的队伍，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据了解，目前在杭州市中医院，国家级名中医工作室有5个，省级名中医工作室有4个，整个中医人才队伍形成了“老中青”的完美组合。该院院长杨勇表示，名医工作室对于培养后备名医和后备中医人才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后备中医人才队伍的壮大，才能有力承担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重任。

原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973”首席科学家范永升

　　原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973”首席科学家范永升提出，人才培养需要提前规划，适应社会需求是第一问题。而作为中医人才，也要懂西医的知识，懂现代医疗相关的技术手段，这对于中医的科研和发展意义重大，叫“多学科致胜”。

　　光有好中医不行，还得有好药

　　“再好的大夫即便是国医大师，开的方子再好，但抓得药不行，病人吃了没效果，照样会毁了中医。”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木水说，中医要传承、创新，中药也是一样。

　　每一味中药采收、炮制的方式不一样，有的需要酒制，有的需要醋制，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减去毒性、提高疗效。因此，好的采收和炮制技术必须得传承下来。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木水

　　那么创新呢？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满足当下老百姓对中药剂型、服用储存、提高疗效等方面的需求就是创新。比如不断提高检测水平，杜绝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再比如将中成药加工成片剂、胶囊、颗粒剂、浓缩丸，解决其熬药难、服药难、储存难、携带不便的缺点。

　　中药好不好，品种选育和无公害栽培甚为关键，但中药材种植领域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瓶颈。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焱指出，“现在的中药材是按照农产品的范畴进行生产和管理的，但农户们因存在技术、资源上的制约，对传统中药品种通常只能进行无性繁殖，这就造成了品质的下降。还有就是，为了提高产量，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中药材农残和重金属超标。”

　　《中医药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

　　李明焱亲历了“十一五”、“十二五”以及“十三五”的发展，也见证了中药规范化栽培、新品种选育重大专题、《无公害铁皮石斛》等地方标准的推进。此刻，他更期待《中医药法》给中药材种植带来的曙光。

　　历经33年，不能成为“空法”

　　“我国中医药界的泰斗董建华先生，最早在33年前于全国人大提议出台《中医药法》，此后相关提议不断。我是在2006年的全国十届政协四次会议上做了提案，要求国家尽快颁布《中医药法》，后来这个法律制定被提上议事日程，进行多次修改，一直到去年年底审议通过，习近平主席签署了，然后定下来今年7月1号实施。”浙江省中医药学会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分会主任委员连建伟教授简单介绍了《中医药法》的出台经过，他认为，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是中医药界人的光荣。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分会主任委员连建伟教授

　　“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决胜阶段，人民对医疗服务质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逐渐从‘以治疗为中心’偏向‘以健康为中心’，中医药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调研员陈良敏坚持“中医基层化，基层中医化”，贴近老百姓的中医药服务才能健康发展。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

　　《中医药法》出台历经33年，绝不能让它成为“空法”。“现在，浙江地市级的中医药管理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了，但县级还非常薄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强调，县级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中医药管理部门，而这恰恰是法律出台最根本的目的——服务好基层百姓。

　　专家们一致希望，通过《中医药法》的颁布和实施，能促使浙江省从中医药大省走向中医药强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