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一些在人们眼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网站介入，对转基因的态度升级为思潮之辩。转基因之辩，从科学论证变为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裹挟进来。

为何不信任转基因 中国“反转”一线故事

当这些在科学界拥有话语权的转基因支持者们终于走进聚灯光下的时候，四下环顾，已经满是在超市中搜寻非转基因标识食品的民众了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已习惯进入办公室后就拔掉电话线。否则，种子公司、媒体以及网友的电话会接连不断，让他难以正常工作。

49岁的蒋高明发表了许多博文，对转基因技术提出种种质疑，自己也因此陷入争论漩涡。观点鲜明的博文和知名植物学家的身份，也使他成为中国反转基因活动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支持者与谩骂者都曾到植物研究所打听他，但这些并未影响蒋高明继续质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风险。

戴着厚厚眼镜的蒋高明打开电脑，告诉记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九成多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反对转基因粮食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蒋高明说，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正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表达质疑。“这令事件一步步接近真相，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将越来越多。”他对此充满自信。

十余年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小众学术问题，是如何发酵，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的？

在有害、无害的辩论之外，这也是一个令中国科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思其行为方式的过程：既然旨在造福人类，转基因技术为何遭遇蜂拥而至的质疑？

美梦还是噩梦

2001年底，一本叫做《美梦还是噩梦》的书传入中国。

它入选了当年《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举办的年度“科普图书奖”。而后来，方舟子称其是“一本站在反科学兼伪科学立场攻击遗传工程的著作，有违科普图书评奖不得混入反科学、伪科学著作的底线”。

《美梦还是噩梦》引发了中国人关于转基因的第一场公开辩论。

作者是英籍华人侯美婉，2000年曾主持起草过一封致各国政府的反转基因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她当时是英国自由大学的高级讲师，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科研。

出版于1998年的《美梦还是噩梦》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存在潜在危害。比较重要的是，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论。

“科普图书奖”一经公布，《科技日报》、《中华读书报》等科技、读书类媒体先后刊发对《美梦还是噩梦》的书评，褒扬、贬斥之声兼有。

其实，这本书中，并未过多涉及转基因是否有害的判断。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科学不能脱离道德，有“好科学”与“坏科学”之分。这大约与西方社会对克隆技术的争论相当，涉及科学伦理范畴。

当时参与《美梦还是噩梦》之辩的，多是来自科学、哲学圈的人士。

不过，2004年的一则评论则直指这场辩论的核心，也像是在给科学界“预警”今天的科学家再也无法指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研究生活。

来自科技媒体的评论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吴燕评论说：科学与技术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政治生活反过来也正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公众的知情选择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众投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票，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必要。

事隔近十年后，吴燕对记者说：“因为这不仅是实验室的技术性问题，它的商业化推广将极大地改变公众的日常生活，种植者、消费者都是受影响的人，都会关心转基因，都有资格提出意见，无论怎样，首要的是知情权。”

在她看来，《美梦还是噩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普书，因为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要普及多少科学知识，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对于科学活动真相的揭示，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场有启发性。

《美梦还是噩梦》掀起的风波已逐渐消退，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宣传，又掀波澜。

“绿色和平”频频“揭黑”

“绿色和平”是一个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北京、广州设有联络处。

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在香港的食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

“绿色和平”农业项目部主任张菁告诉记者：“我们从2002年发布《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开始，一直关注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发展动态。”

“绿色和平”至今已发布了23篇转基因在中国的调研报告，几乎每篇都能刺激公众神经。

特别是2005年初，“绿色和平”4次到湖北调查，在武汉、荆州境内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抗虫汕优63”，并证实这种稻米已流入武汉、广州的大米市场。这一调查结果当即掀起轩然大波。

最终由农业部派员调查，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之后几年，农业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多次派员调查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

此时，“绿色和平”的转基因调研报告已经出到了第八篇。

最新引起轰动的是2012年衡阳“黄金大米”事件。同时，“绿色和平”也曾调查过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背景。

他们发现，2005年湖北“抗虫汕优63”的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而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有关：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张启发是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委托“松滋兴农”制种。

张菁说道：“我们无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转基因本身。建议科研单位能否从专业角度关注转基因可能的危害，而不只是宣传转基因有多么好多么优良。而这可能是公众最想了解的。”

经过一系列事件，中国人心目中开始有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未定论，并已在我们身边”的印象。

“绿色和平”的“反转”运动，没有激起学界的公开回应。

2006年，方舟子称"绿色和平’是伪环保组织”。

“反转基因事业尤其要感谢方舟子，他是社会名流，有着科技‘打假’的桂冠，他的加入将转基因变成社会热点，成也方舟子，败也方舟子。”蒋高明说，由于方舟子的公众身份，把转基因的话题持续带入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