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了。12月3日早上6点左右,赵平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私家车撞倒,再也没能醒过来。他的家人忍着巨大的伤痛,做了一个决定,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好男人”
家人的心境如他生前唱的歌“思念天边的你”
下午3点半,浙大一院ICU病房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赵平的家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他做最后的告别。
赵平是四川宜宾人,在家中排行老二,今年10月和妻子来到浙江嘉兴打工。12月3日,星期六,赵平却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跨上摩托车赶往工地,不料被一辆私家车撞倒。家人辗转几家医院,却都得到同样的消息:脑死亡,回天乏术。
在家人眼里,赵平乐观、善良、孝顺,用“好男人”三个字来形容他绝不为过。“只要我有什么事,一个电话,他不管在哪里都会第一时间赶来。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提起弟弟,大姐赵太容红了眼眶。今年5月,她生病要做手术,赵平扔下工作就往医院赶,此后的几天,都是这个弟弟陪在床前悉心照顾。
“我和我哥都很爱唱歌,每天都在“全民K歌”里唱歌,我在四川,他在浙江,但天天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好像我们兄弟一直在一起一样。”赵兵说,兄弟俩最大的乐趣,就是每晚听听彼此唱的歌,再互相送花,遗憾的是,哥哥的页面再也不会更新了。
赵兵告诉记者,赵平生前最喜欢唱的歌是《思念天边的你》,如今,这首歌就好像在描述这家人的心境一般,正如歌词所写:“我不愿失去,今生的记忆,想你的人还在夜里盼着你……”
捐献父亲的器官让生命延续
“让他们替爸爸活着”
“器官捐献,是我们一家人商量的结果。”赵平的弟弟赵兵说,“我哥已经不在了,他的器官能救别人的命,多救一个是一个,也算为这个社会献一点爱心。”
赵平的小女儿在四川读书,今年刚上高一。一开始,家人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说爸爸生病了在杭州住院,小姑娘就开始抹眼泪,心急如焚地往机场赶。下飞机之后,家人才告知爸爸已经不在的事实,这个15岁的小姑娘猛地一怔,呆了几秒后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小侄女很懂事,她主动提出把爸爸的器官捐献出来,给有需要的人。”赵兵抹了一把眼泪,“她说,爸爸会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让他们替爸爸活着。”
浙大一院OPO(器官捐献与获取团队)办公室副主任吴晓梁告诉记者,经过一系列评估,赵平的心肺肝肾功能评估都很好,如果没有器官解剖及病理的问题,就可以挽救5条生命!“非常感谢患者及其家属的大爱精神。
赵平一家决定捐献其有用的器官,有多珍贵?吴晓梁说了一组数据:按照国内平均水平来说,30至50个重病患者中,只有一个人能成为受捐的幸运儿,而等待这份“生命礼物”的队伍很长。“由于供体稀缺,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器官移植开始,通常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
据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消息,浙江省自2010年8月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已累计实现器官捐献556例,捐献大器官1663个,角膜448只。尽管器官捐献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与患者的需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专家分享“西班牙模式”
器官捐献协调员扮演重要角色
昨天上午,浙大一院举行了“中国—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技术管理培训”,国际器官捐献协会主席、巴塞罗那大学马蒂·曼亚里奇教授等十几位国外专家,带来了国际上同行的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马蒂·曼亚里奇教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国际上公民捐献器官比例最高的国家,每年百万人捐献达39人。马蒂·曼亚里奇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班牙的捐献工作得益于好的捐献制度、工作方法,与中国浙江的工作方法相互交流,可以不断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造福人类。
曼亚里奇教授介绍,在器官捐献中,协调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ICU病人有着双重身份,既可能是捐献者,也可能是受捐者。”曼亚里奇教授说,这些协调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大医院的急诊病房里寻找到那些脑死亡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和受捐者,连接起生命的两端。
尽管西班牙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但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是会与家属协商沟通,尽量争取获得死者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家人实在不愿合作,也不会勉强。
在我国,如果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可通过3种方式进行器官捐献登记。一是到当地红十字会进行登记,二是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登记,三是去浙江省红十字会网站下载相关表格。
不过,在登记前最好能征得家人的同意。因为在捐赠的环节里,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全部书面同意,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据了解,自2010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第一例开始到现在,浙大一院已组织完成捐献384例。截至今年11月30日,浙大一院肝移植中心共行肝移植2054例;胰腺移植8例;肾移植4909例;心脏移植28例。同时,肺移植中心今年截至11月底已完成肺移植4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