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解释
　　
　　想用孩子改变家庭命运
　　
　　这个家庭的故事可追溯到1995年。
　　
　　在上海打工的何洪把安徽女人张杏子带回家。那一年，何洪30岁，张杏子26岁。有村民反馈，张杏子患有间隙性精神病，是何洪从马路边捡回来的。何洪称妻子患病是真，但并非捡回，而是在打工过程中相识相恋。张杏子自称不知自己患病，只觉得偶尔头痛，她也表示自己与何洪在打工中相识。
　　
　　没有摆酒，没有领结婚证，两人开始一起生活。1996年，大女儿出生。1998年，老二出生。1999年，老三落地。此后，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
　　
　　何洪解释，之所以生这么多，是想用孩子改变家庭命运。“存钱不如存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再带带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张杏子则觉得自己完全是被动的，“我们不是刻意要这么多娃儿，只是不懂避孕，怀上后就舍不得打掉，加上我老公是个赤脚医生，每次都自己接生，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何洪夫妻能生下这么多孩子？“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当地村民则称，主要因为当时何洪的大哥何学文任三台村党支部书记，讲了情面。三台村现任村主任唐朝才也如此认为。
　　
　　“怎么可能！我对何洪比对谁都严厉。”何学文辩解称，当年对何洪计生的失败主要是他们夫妻不配合。“我那个兄弟媳妇有精神病，我兄弟又不讲道理，好多次硬绑都没效果，怕闹出人命。后来他们娃娃生多了，把村里人都得罪了，别人想当然就怪到我头上来，我也觉得委屈。”
　　
　　蓬南镇一名副镇长针对此问题的回应与何学文类似，他表示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当初计生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有几次已经拉到医院手术台，何洪夫妻还是挣脱了。“那个女的是外省人，他们之前也没领结婚证，我们下去查他们就躲，监控起来确实麻烦”。
　　
　　副镇长说
　　
　　“政府也相当头痛”
　　
　　“真的很不公平，他不但生了那么多，而且每个都上了户口，一家人还吃着国家低保”。提起何洪与他的家庭，三台村村民与相邻的上湾村村民都很排斥。
　　
　　何洪家的户口簿显示，除最后一个孩子外，其他孩子确实都有户口。对此，当地村民和三台村村主任唐朝才给不出答案，而何洪本人给出的回答又与蓬南镇政府的讲述截然不同。
　　
　　何洪说，这些孩子的户口都是临近上学时跑到政府各个部门“求出来的”，“我交不起罚款，但去多了，他们也觉得可怜，就给上了”。
　　
　　蓬南镇政府一名副镇长则讲述，这些孩子的户口是在前些年一起上的，“当时何洪终于同意老婆安环(节育)，我们从以人为本出发，也就帮他办了”。镇政府材料显示，张杏子2012年7月安环节育。何洪家的户口簿登记日期则定格在2013年2月。
　　
　　上户口一事的“两个版本”，只是这个家庭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据村民讲述，何洪时常教唆孩子到村民家中或地里偷东西，“只要他们看得眼热，转眼就没了，所以村里人看到他们就关门”。记者采访期间，村民见到何家孩子就关门或躲开的场景也有出现。
　　
　　蓬南镇上述副镇长对此的描述与村民一致，他称“政府也相当头痛”。该副镇长讲述，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来自蓬南镇民政办主任杨燕中的数据显示，何洪一家2006年开始就有8人享受低保，每月共880元；2014年临时救助2800元，2015年至今已救助500元；每到农忙时节，政府还帮其购买种子、肥料等；2014年3月县民政局还拨款帮其新建房子。杨燕中说：“我们最初的预算是4.6万元，结果他不按规则，硬生生要了11万元补贴。你不给，他就闹，真是把政府给绑架了”。
　　
　　蓬南镇政府多名负责人表示，经常受到何洪的骚扰，“他动不动就拿县领导来压我们，说跟他们很熟”。
　　
　　然而，何洪夫妻和孩子却对自己的生活有另一种描述。针对村民的投诉，何洪形容是“扣的屎盆子”。“小孩子不懂事，到别人地里摘果子或玉米这种事确实有，但我从没教唆他们，我还时常因此打他们。结果村里出了什么事都往我们身上推，都往我们身上骂”。何洪多个小孩也说，父母不让他们去偷人家东西，饿了会去路边摘野橘子吃。
　　
　　何洪承认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他不承认是自己“闹的”，而是“一次次求来的”。对于新建房屋的款项，他称是向政府借了3万多元，其余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凑的。
　　
　　妻子感慨
　　
　　“这辈子命苦”
　　
　　“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孤独，没有人瞧得起我们”，何洪说，好多次想举家搬走，但走投无路。如今，他渐渐觉得当初“存钱不如存人”的想法是错的，但到了这步田地，又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一阵刺耳的哭声打断了何洪的讲述—老七和老五玩牌出现争执，打起架来。何洪和老二赶紧跑去劝阻。此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倒在屋门口熟睡，其他孩子默默守在母亲张杏子身边。张杏子往灶里添着柴火，连说了两句：“这辈子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