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国际协作可提升反腐成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海外追逃已成为亚太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纯依靠本国力量解决腐败问题，积极寻求并广泛参与国际反腐合作是中国政府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政策。
　　
　　他认为，此前，中国参与国际反腐、海外追逃贪官，一种方式是与部分国家签署引渡条约。而与没有建立引渡协议的国家，主要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司法协助进行追逃，但实施起来有很多困难，有的国家愿意帮助提供线索和引渡，但有的国家不配合也没有办法。今后将再增一项重要机制保障，APEC成员之间的高度协作可能改观整个国际反腐败形势，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今年以来，在中纪委的协调指挥下，所有涉及部门通力协作，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既回应了百姓的诉求，也对贪官带来巨大震慑。中国今年启动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也取得了成效，其调动了与之相关的国内各个部门协同合作，有了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其国际追逃效果、特别是如何减少经济损失方面令人期待。
　　
　　对话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
　　
　　反腐主动走出去“打客场”
　　
　　腐败分子携款外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引发群众强烈不满。如何展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才能不让国（境）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记者对话专家解读目前国际追赃追逃形势和难点。
　　
　　反腐越来越多走出去
　　
　　京华时报：今年来，我国在保持国内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频频出举措开展国际追赃追逃，高层密集表态，动作也越来越紧凑，这些传递了反腐的何种信号？
　　
　　高波：十八大以来，国内主场“打虎”打得很有效果，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打客场”。大力开展国际反腐，在目前从战术和战略上来讲都将是不可逆的，我们必然是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开辟我国反腐败的第二战场，从密集的表态和举措出台就能看出这种主动性和坚决性。
　　
　　同时，我国国内积极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取得一定效果，这也取得一定的国际认可度。一些过去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欧美国家也学会放低身段，对我国的国际反腐败积极配合，开展国际间的反腐败合作也是一个大趋势。
　　
　　现在追赃难于追逃
　　
　　京华时报：现在加大国际反腐力度，比以往的时机更好？
　　
　　高波：当然，我们现在开局良好，而且要以追赃追逃为核心，构建国际反腐败的新秩序，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来说，我们大力开展国际反腐败起点很高，动作也很扎实，国际的评价也是正面的。
　　
　　京华时报：您提到构建国际反腐败的新秩序，那么之前我们国家在国际反腐败中实际是有所缺位的，为何？
　　
　　高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很多国家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在国际合作当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司法体系、意识形态存在鸿沟，在追逃特别是追赃方面，面临很多实际困难，比如死刑犯不引渡，以及证据的认同、司法结果的采信等都存在实际的难题。
　　
　　同时，从国际合作来讲，我们现在外逃点多面广，国家间差距很大，国外执法的成本很高，也增加了很多难度。
　　
　　还有要谈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追赃难于追逃，人追回来，钱拿不回来，很多情况是要跟人家分享非法所得。
　　
　　整合机构合力追逃
　　
　　京华时报：接下来如何突破，国际反腐败局面乐观吗？
　　
　　高波：现在在努力突破，我们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探讨司法互助的协作。同时，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缔约国之间有着引渡条款的涉及。同时，加强境外的追溯我们还有跨国的执法合作网络。
　　
　　京华时报：从国内来看，我们也成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它的作用有多大？
　　
　　高波：这个办公室涉及多个责任部门，组织协调牵头是在中纪委，同时，国际合作局承担了该办公室工作的责任主体，强化了它的常态化机制。
　　
　　我们过去在追赃追逃的过程中，有多头执法的问题，很多部门都能参与但是横向的整合不够，组织协调、信息共享不够，新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加强追赃追逃本身的协调性、执行力，现在把相关责任部门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合力，对外沟通协调也会更加顺畅，对内也更加高效，有积极利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