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句感激、一次次祝福,12月6日, 150余名曾在浙大一院做过肝移植手术的患者齐聚浙大一院,共同参加“浙大一院第九届肝友会”。与其说是肝友会,其实现场俨然是一个大的生日party,鲜花、蛋糕、水果,还有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共同分享康复历程,共述感激之情。
参加当天“肝友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一院郑树森院长,开场用一组漂亮的数据介绍了浙大一院在肝移植方面取得的辉煌“战绩”。“截至11月,浙大一院已完成临床1604例肝移植手术,良性终末期肝病移植后1年生存率达95.2%,3-5年生存率达70%-80%,5年生存率超过70%。”。在国内移植中心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成就。
接受肝移植13年的杭州老“刑侦” 是4届“世界移植运动会”游泳冠军
58岁的鲁师傅,是一名公安战线的老刑侦,之前身体一直很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早在他40多岁的时候,就因为“肝硬化肝衰竭”长期辗转在杭城的各大医院之间,先后住院10多次,甚至医院都已经给他下了病危通知单。
1998年脾脏切除,1999年深度肝昏迷,2001年在浙大一院成功肝移植……说起自己病情,鲁师傅至今如数家珍,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我基本就想放弃治疗了,后来,家人找到浙大一院,找到郑树森院长。郑院长看到我的病情后,告诉我说,像这种情况,只能进行肝移植。然而,由于肝源供体比较紧张,可能要等的时间比较长,嘱咐我要有耐心。”
“我知道,那可是只有一百五十分之一的希望,因为肝源供受比为150:1。然而,我是幸运的。2001年3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重生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浙大一院成功接受了肝移植手术。术后,一切顺利,而且身体恢复的很好。”
在家康复的日子里,天性乐观的鲁师傅看到电视上有介绍移植患者顽强康复,并参加运动会的消息。鲁师傅也开始蠢蠢欲动。在保证身体的情况下,加强身体锻炼。之后4次参加世界移植运动会,并且拿过多个游泳冠军,还参加了浙江省第八届运动会行业组第八名的好成绩。要知道,这可是和健康人一起参加的比赛。
作为曾经的肝移植患者,鲁师傅懂得感恩,每周都会到医院的肝移植病房“现身说法”,义务为患者交流康复心得,帮助肝友们走出心理困境。
8年前“肝昏迷” ,现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健康爸爸
和鲁师傅不同,今年只有33岁的金华人黄先生,却已是一个接受肝移植手术8年的人。2007年2月,只有25岁的黄先生因为“肝小静脉闭塞症”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黄先生说,自己从出生因“母婴遗传”患上了乙肝。为了治病,父亲挖来中药煎水给他喝。然而,不仅乙肝没被治好,还出现了全身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肝腹水的情况。最终被诊断为“肝小静脉闭塞症”,也就是说肝脏毛细血管已经全被堵住。由于肝功能衰竭,导致肝昏迷。
“那时候我的肚子的像个孕妇。”黄先生说:“家人急忙将我转送到浙大一院。郑院士检查后,发现肝功能已经衰竭,肝移植是唯一的办法。”
要肝移植?黄先生的父母犹豫了,他们对肝移植一无所知,更担心别人的器官装在儿子身上,会不适应。就算花钱也无法挽救儿子的生命。郑树森院长解释说,肝移植没那么可怕,只要有合适的肝组织供体,凭借我们的技术,术后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听了郑院长的话,我们心里都有了底!”最终,2007年2月,黄先生接受了堂弟捐的大半个肝脏,做了肝移植手术。术后,黄先生的身体逐渐恢复。一年后的2008年7月,他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再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如果没有8年前的手术,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现在美满幸福的家庭。”黄先生激动地说,自己很知足,很感恩。今天还特意带着自己5岁的儿子来到浙大一院,这个月22号,还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肝移植术后5年,即可认为长期存活
浙大一院8人已停服抗排斥药
肝友会上,记者还遇到了已经肝移植12年的董先生,让人惊讶的,不仅是董先生较长的肝移植病史,更是他已经停服抗排斥药4年了。
2003年,董先生因“肝癌”在浙大一院做了肝移植手术,术后4个月就重返工作岗位。2008年10月,正式停药。2012年11月,去香港参加了世界器官移植运动会,并摘得了100米金牌、铅球铜牌及羽毛球双打季军。
董先生说,从没想过自己能恢复得这么好,刚生病的时候,他一天24小时没一刻不痛的,每时每刻都要拿条凳子抵在肚子那里,不然就痛得不行。吗啡、杜冷丁不知用了多少,用到后来都耐药了。当地医院给他做了5次介入,但没什么效果。
现在董先生几乎和健康人一样,没什么区别。现场,董先生还高歌一曲,用歌声打动身边的肝友们,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努力康复。
郑院长告诉记者,在医学上,接受肝移植术后5年以上,就可以被认为进入长期存活,其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阶段,而超过10年,基本可以认为患者已经接近健康人群的水平。”
“自1993年,浙大一院开展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以来,目前健康存活10年以上的肝友病人已经超过100人。一个中心10年以上肝移植存活人数越多,也就说明该中心的肝移植技术越来越成熟,长期疗效也越好。”
另外,移植后能否停药是目前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判断的标准是,移植4年后,药量在2-3纳克以下,肝脏穿刺检查结果良好。而像董先生一样,已经停服抗排斥药的肝友已经有8人了。”郑树森院长说。
“杭州标准”拯救更多肝肿瘤患者生命,是中国标准,也是世界标准
据悉,郑树森院长率领的浙大一院肝胆胰外科“肝移植中心”不仅在浙江省内,在国内、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郑树森院长的肝移植手术也早已走出国门,赴美国、欧洲交流讲学,为印尼、泰国等多个国家的患者进行手术。形成了享誉中外的肝移植“杭州标准”。
郑院长说,之前,肝移植手术都是参考国际上的“米兰标准”,也就是说,对于肝肿瘤患者来说,只有5厘米以下的患者才可以接受肝移植手术,超过5厘米的患者就不适合做肝移植手术。但郑树森院长及其团队,经过多年努力后,将肝移植手术的标准整整提高了一倍,8到10厘米甚至以上的肿瘤患者都可以接受肝移植手术。大量的手术病例证实,手术效果很好。
这个震惊世界的“杭州标准”让一部分按照以往标准被判了“死刑”的肝病患者,得到了重生的机会,挽救了大量人的生命。
“现在所谓的‘杭州标准’就是中国标准,也是世界标准。”郑树森院长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