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肝脏移植“杭州标准”的郑院士告诉记者,全世界50%的肝癌都在中国,而过去,全部采用5cm我们很吃亏的,所以一定要有中国标准。我们就提出来8cm,哪怕它超过8cm,只要它符合两条,比如说甲胎蛋白低于400和病理上显示中分化或高分化,我们也可以做。而且5年的成活率跟米兰标准是一样的,最终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为便于各专业器官移植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及建立医师交流平台,肝脏、肾脏移植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可以更好的推进分会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引各专业医师,通过相关专业编辑委员会的考核,让医师“持证上岗”。
浙大一院郑树森院士团队正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70%的移植中心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不到20例,医生技能亟待提高
器官移植被誉为二十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生命科学进展,是世界公认的治疗多种终末期疾病的有效方法,由于其技术复杂、手术难度大、风险系数高,同时又涉及免疫学、影像学、病理学等众多医学领域,始终处于生命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被誉为医学科学事业里“皇冠上的明珠”。
通过数十载的艰苦奋斗,中国器官移植领域在临床诊治和基础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今年仅前两个月的时间,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已达381例,共1200个器官,其中大器官937例。
但是,由于捐献移植的器官受缺血时间、在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等复杂因素影响,增加了成功移植的难度,对移植团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中国160余家移植中心器官捐献移植发展极不均衡,2014年70%的移植中心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不到20例,医生应对器官捐献移植的经验有限,技能亟待提高。
每一例器官移植的成功需要精良的技术,配合默契的团队
今后,肝移植、肾移植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承担相应专科的医师队伍的组织建设、管理、培训、援助,制定行规、行约、诊疗规范及专科医师的准入以及专科医师资格认证等工作,快速提高器官移植亚专科医师的专业素质,积极探索器官领域内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加强与国内外、行业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本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临床、科研以及管理的作用。
“器官移植成功,并达到较长的存活率,需要过很多关,包括免疫耐受排斥关、感染关、对于新器官的适应关等等,只有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医务人员训练有素,才有可能将充满大爱的捐赠者的价值最大化。”郑树森院士解释说。
更重要的是,想要顺利完成捐献的器官移植需要一个专业团队的分工合作,仅浙大一院的肝移植团队就有一百余人。
包括捐献者的主管医生,器官捐献协调员,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成员,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成员、移植手术、麻醉等众多专业人员的参与,依照规范的流程进行操作。
呼吁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治病救人
20%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脑死亡后的器官质量更好
郑树森院士告诉记者,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死亡后,对器官移植认识还不够,器官捐献率还不够高。
据统计,我国每年仅仅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高达6万余例,而真正实现器官捐献的案例不足几千例,还是相当的少。
“其实,器官捐献是一个非常伟大高尚的事情,当亲人的器官在他人身体继续存活的时候,也意味着亲人生命的一部分还在继续延续。”郑树森院士说。
目前,国际上“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案例在20%左右,中国与之持平。但真正适合移植的器官是“脑死亡”之后,这时候,虽然器官捐献者已经“脑死亡”了,但由于其心脏还在跳动,肝、肾等器官内的供血、供氧还在,这时候的捐献的器官是质量最好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脑死亡之后的器官捐献,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郑树森院士说。
“植树中华2015”项目同时启动,在全国逐步建立多家移植示范中心
为积极搭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平台搭建,更好的推动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学术进步,促进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事业发展并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会上“植树中华2015”项目正式启动,将从多方面助力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积极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据悉,“植树中华”项目的首要目标是着力于移植领域高精专的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将在全国逐步建立多家移植示范中心,并在40-50家移植中心推广标准化手术流程,实现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临床经验共享。
移植示范中心作为移植教学医院,将培训医务人员熟练掌握从捐献者评估,法律文件签署,免疫抑制剂最优方案制定、器官摘取到手术及术后管理的流程,学会先进的移植技术,不断规范我国的移植人才队伍,降低不必要的临床风险,切实提高患者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和术后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