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口之家只剩两口
　　
　　在77年前的那场人间惨剧中，8岁的夏淑琴失去了7位亲人。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她位于新路口5号的家中，转瞬之间，九口之家就剩下了8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夏淑琴回忆道，姐妹俩靠家里仅剩的炒米、锅巴活了下来，14天后才被收养。
　　
　　冥冥之中有天意，不幸的夏淑琴被历史选中。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情景。片中，马吉牧师也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纪录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
　　
　　告倒了日本右翼分子
　　
　　因“经历了磨难并为历史作证”，12月9日，85岁的夏淑琴获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她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幸存者。
　　
　　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突然，一名日本女性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谢罪。”夏淑琴至今印象深刻，“原来有这么多的日本人不了解当年的历史。”此行坚定了夏淑琴“为历史作证”的决心，却也为她“招惹”了麻烦。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出版了两本书，将夏淑琴描述为“假证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倍感委屈的夏淑琴日夜哭泣：“我当时特别怄气，我亲眼看着家人在面前一个个倒下，他们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夏淑琴将两位右翼分子告上法庭。然而，面对中国法院的传票，两名被告并未到中国应诉，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要求被告道歉及赔偿。
　　
　　针对夏淑琴在国内的诉讼，东中野修道在东京法院竟然又提出了反诉讼，但当夏淑琴站到日本法庭上时，被告突然撤诉，夏淑琴随后提出反诉。经日本三级法院审理，均判东中野修道败诉。自此，夏淑琴状告日本右翼损害名誉权案以夏淑琴的完胜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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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公祭如何祭？
　　
　　通过设立重要纪念日，对二战期间的阵亡者与遇难者进行祭奠，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国际上的公祭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二是战胜国、受害国的公祭日。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广义上的纪念日，如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日”、新加坡“全面防卫日”；另一种是纪念被屠杀者的特定日子，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波兰“纪念奥斯维辛解放日”。
　　
　　三是战败国、加害国的公祭日。主要包括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和日本广岛、长崎的原爆纪念日。但这两个国家公祭日的内涵却大不一样。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是从加害者一方，站在反思战争罪行的立场上，对遭受纳粹屠杀的平民进行缅怀。而日本则是从自身受害的角度，控诉原子弹罪行，意图借此完成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
　　
　　综合上述公祭日的仪式，主要有五个特点：首先，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二，纪念活动规模都比较大，如日本，多则每年有超过五万公众到现场参与纪念，少则3000人到5000人参加；第三，纪念日举行降半旗仪式，向逝者表示沉痛哀悼；第四，汽笛声在全国响起，全国公众伫立默哀，即使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也不例外；第五，娱乐场所关闭，学校专门举行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