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类为了生存，本能地向大自然觅寻食物。最初，人类对动植物是缺乏认识的，甚至还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所以就不得不用口来尝试。这种尝试，尤其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经常会误食某些有毒的食物，而引起中毒。与此同时，又发现一部分动植物食用后，会使中毒现象或病痛得以缓解或消除；在发生外伤的情况下，用某些树叶草茎涂敷或包扎，又能使创口痊愈。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尝试，人类逐步认识并掌握了某些动植物内服和外用的一些知识，发现了一些动植物既可当作食物，又可用为药物。那时候，原始人类都按氏族群居，这些认识和经验，就有条件被保存和流传下来。在《诗经》一书中，有采苓、采葛、采苍耳等记载，这也表明劳动人民在采食之际，发现了许多有治疗作用的药物，证实了药食同源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人类最早的药物知识是在寻找食物过程中获得的。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在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过程中，发现并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和动物药，积累了更为丰富的药物知识。之后，采矿业和金属冶炼的兴起及炼丹术的盛行，使人类又掌握了许多矿物药的知识。

　　

　　为了避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湮泯，人类除了口耳相传外，还作了文字记载。在《山海经》等古籍中，就有很多药物及药物效用的记载。这些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与不断丰富，为后世本草专著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大约到公元1—2世纪，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诞生了，它对汉以前的药物学知识进行了第一次大总结，并奠定了中药学发展的基础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我们的祖先运用药物来治疗疾病，最初是从单味药开始的。随着药物品种的增多和应用经验的不断积累，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日益提高，他们从实践中逐步懂得，在单味药不能泛应曲当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发挥药物的效用和适应比较复杂的病情，常常需要选用多种药物配成复方。这种治病从“药”到“方”的过渡，《慎疾刍言》上说得很简明：“医道起于神农之著本草，以一药治一病，但一病有数证，后之圣人取药之对证者，合几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药，而后有方。”这种“复方”，最初往往是以“汤液”的形式出现的。

　　

　　所谓“汤液”，是以谷物为主烹制而成的一种液汁，古代当作药用，即今煎剂之始。根据文献资料表明，我们的先人早在商朝时就学会了用汤液治病。它的出现，与陶器的发明和烹调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正是在烹调饮食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汤剂治病的经验。随着酿酒术的发明，古代人民又学会了制造药酒用来治病。《内经》记载当作药用的“醪醴”，就是由谷物经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类饮料。现在一般认为，古代的“汤液”、“醪醴”，便是最早的方剂雏形。

　　

　　七十年代初期，在我国甘肃武威和湖南长沙，先后出土了简牍《治百病方》和帛书《五十二病方》。这些简牍和帛书上记载的医方，是现存最古老的方剂。特别是《五十二病方》，经考古学家鉴定，是先秦时代的典籍，它的出土，填补了先秦时期医方发展的空白。经有关专家对书中二百八十三个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等分析，认为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先秦时代方剂虽有应用，但一般治病仍以针砭为主。至西汉初，以方治病才逐步替代针灸占了主导地位。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二十五个病案中，不但以方治疗为主，而且许多方剂已有了固定的方名，如“苦参汤”、“半夏丸”等。《汉书·艺文志》有“经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的记载，并把医书分为“医经”和“医方”两大类。到了东汉，国家机构内专门设立了管医方的所谓“方丞”，同时这时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他留下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辨证用方的原则，保存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方剂，为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见，中医以方治病的特点在汉代就完全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