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欧洲在近代政治革命以后,逐渐将医疗服务纳入国家体制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医师东来,西式的诊所和医院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卫生行政也逐步开展建立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系统。那么,中医是否也能建立医院?人们开始留意到,近代医院制度原来是一个带有深刻西医烙印的空间。
医院制度的引进
清末,西式教会医院在中国纷纷建立,1856年广州博济医院、1879年上海同仁医院、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等相继出现,使医院这一外来形式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随着了解的增多,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西医及其医院了。1895年上海《申报》也发表文章论述设医院的好处说:“医院之设有六利也:有易于沾染之症病者住院,家人可免再病,一利也;住院之后,俾医者朝夕施治,体察病情,易于奏效,二利也;贫者省延医服药之费,能安心住院,三利也;且起居较便于家,房屋较于家为洁,病者所宜,四利也;家人不致忙乱,仍可营生,病者得以静养,五利也;如疯人及诸恶病,另设别院,俾皆得所愈,则固妙否,亦可终其天年,六利也。”
在西医医院的示范性作用下,中国人对医院及其留医制度逐渐熟悉和接受了。在时代的发展面前,中医的医疗方式虽然仍然侧重于个人诊治,但也认识到单纯以门诊和出诊为主不足以适应社会需求,开始积极创办中医医院。
中医创办医院
1872年香港东华医院的成立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中医医院。1899年广州士绅为应付疫症流行创办了广州城西方便所,1901年更名为城西方便医院,也是以中医赠诊为主体,设有留医用的“养病房”。不过它们还未脱离传统慈善机构的性质,具有多种社会职能。
进入民国之后,中医开始努力兴办正规的医院。尤其是开办中医学校教育时,参照政府的学校规程关于西医学校应附设医院的规定,中医也把设立医院作为条件之一。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后,到香港各药店药行举行沿门劝捐活动,筹集了一笔资金,于1933年建成“广东中医院”,即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随着中医抗争运动的发展,各地又陆续有呼吁政府设立公立中医院的倡议。1935年中央国医馆焦易堂等发起建设首都国医院,1935年广东成立公办中医学校广东省立国医学院时,也制定了附设留医院的计划,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无下文。
中医医院对中医教学和临床起到积极作用。如广东中医院所说,“故本院之使命,一方面从实际上工作,使国医国药由理论而趋于实际,由庞杂而归于大醇,成为一整个之医学。”焦易堂筹设首都国医院的目的之一也是“鉴于中医之自矜心得,各分派系,为集中研究,增进效能起见”。从这些角度而言,中医医院的创办为中医临床学术的进步提供了新的阵地。
但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眼中,这样的中医医院却不符合“医院”的标准。
卫生部禁止中医称“医院”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了《管理医院规则》,规定“凡以治疗为目的设置病床收容病人者为医院”,要求所有医院呈报登记。当时上海、浙江等地纷纷请示:中医医院可否注册?不久卫生部正式答复说:“医院管理规则系专指医师设立之医院,并不包括中医医院在内。按中医向来习惯及治疗方法,既无设立医院之先例,亦无设立医院之必要。”
不久,在上海市制定了《管理中医院暂行规则及注册规则》呈报卫生部时,卫生部批复说:“中医院之医院名称似与《管理医院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微有冲突,已改为‘医室’二字,以免混淆。”也就是说,中医只能称医室,不得称为医院。此事公开,激起中医界的强烈声讨,以致行行政院向卫生部咨询。但是卫生部申述其理由说:“中医不能称医院之原因,因中医习惯向只诊脉开方,如《管理医院规则》第12条至第15条之消毒方法、第18条之使用大手术、第19条之尸体解剖,在西医为必具之技能,在中医则皆非所素习。……设立医院之目的,在病人之集中,若聚集数千百病人于一院而管理医院者又无消毒之知识,一遇急性传染病发生时,危险实不可以言状,故有改定名称之令。”
这里确实触及到了近代医院制度的核心。对于医院这种病人丛集的场所,最重要的要求是卫生洁净,防止疾病交叉传染。这些卫生消毒的观念和技术都非中医素来所有,那么限制中医开办医院看似合乎道理。可是,难道中医不能学习卫生消毒知识,将其实施到医院中吗?但当时卫生部下发的文件,还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药物和器械,几乎连这种可能性也堵死了。对于中医不给予改进途径,而是希图借机一举扼杀,这正是1930年代初期卫生行政最大的问题。
在中医院规范发展的事实面前,加上中央国医馆的努力,到1938年行政院终于行文正式允许中医称“医院”,可援用《管理医院规则》进行管理。
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近现代的病菌理论和卫生与消毒措施作为技术基础的。中医设立医院也必不可少地要采取西式的卫生措施。所以说,中医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共存的空间。这并不等于中医西化,而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中医的必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