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智观察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面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老百姓经过35年，再也不是价格的敏感者，已经成为价值的追求者。因此，前35年，华为是非典型的中国企业，但在新35年，华为将成为中国典型企业。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文|张燕生

　　我们说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是，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如何从创业活力转变为创新活力?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三个案例中找到一些线索。第一个案例是广东佛山。广东佛山这个地方，靠着草根，在过去35年里发展成为广东第二，仅次于深圳。佛山是个非常具有创业活力的地方。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如何才能够由创业活力转变为创新活力？我们感觉比登天还难，缺渠道品牌，缺资金，缺转型的能力和经验，怎么办？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案例是武汉。武汉也是个非常有创业活力的地方，但一个企业创业后在这里想要做大做强做好很难。问题可能就在于能不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做好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放水养鱼，藏富于民”。

　　第三个案例是深圳。过去35年，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就是深圳，但是有个在深圳创业的年轻人告诉我，在他看来，深圳这个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还缺三样东西：一是基础研发的支撑，他做人工智能的，需要一些新材料，新概念；二是缺共性技术、公共技术转让和开发的平台。虽然深圳政府和科学院合作的先进技术研究院，但仍不够给力；三是金融的支持。虽然深圳已经是中国金融最发达的地区，但对创新性的中小企业来讲，直接融资、天使投资这方面的金融支持还远远不够。

　　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这对我们新35年的新常态来讲是个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市场和企业都是没有能力解决的，只能举全国之力。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在比较劣势的领域形成竞争优势。那么，既然是比较劣势，就要按照我们过去35年的成功经验：第一步，走出去。把我们的研发中心、人才中心、设计中心，用走出去的方式进入到欧日美这些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第二步，引进来。前35年是引资，现在是引智，引人才，引技术。不过，最重要的是引“制”，引制度，引方法；第三步，本土化。把一些新概念新理念在国内广泛开发、应用、推广。

　　另外，今年经济工作会议讲要产业化创新，这次讲创新要实，也就是要把创新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企业化的创新并落实到企业，这里会涉及到前35年的模式真的应该终结了。

　　产业化创新,首先涉及到我们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何从代工模式走向自主创新，从低端模式走向高端，从外围模式走向核心。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对我们的经济来讲是脱胎换骨的转型。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会在前35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选择从计划走向市场，这其中港澳台企业功不可没。但我们在向他们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自觉地学到了一个小经济体的代工模式？

　　大家都知道，东亚有两种模式，一是小经济体的代工，另一个是大经济体的自主生产，日韩始终都是自主而不是代工。因此，我们要转型产业化创新，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从前35年的代工走向自主创新。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面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说我们是在需求诱导下新科技革命的创新。中国老百姓经过35年，再也不是价格的敏感者，已经成为价值的追求者。因此，前35年，华为是非典型的中国企业。过去有句话说，“谁创新谁死”，但新35年，华为将成为中国典型企业，这句话也变为了“谁不创新谁死”。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