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赖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层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以及完善的培训与福利等制度，晋商票号创造了绝冠一时的辉煌。

　　文 | 郭磊

　　19世纪末叶，由晋商所开创的票号金融业盛极一时，成就了平遥古城“东方华尔街”的美名。票号之所以能绝冠一时，除了环境的助推，更重要的是具备了企业治理层面的优良基因。

　　票号金融业的成就所赖的无非是天时、地利、人和。明代中晚期起，中国商品经济已有初步发展。随着商品贸易迅速扩张，货币流通自然加速，汇兑需求快速增长，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的商业逻辑逐步形成，此为天时。山西位于黄河中游、长城内侧、黄土高原腹地，受益于北方边防军镇贸易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货物往来，加之独揽北方盐业经营，晋商形成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此为地利。

　　然而，真正造就票号金融执中国近代金融牛耳地位的，还是人和，即票号在经营实践过程中创立的一套务实高效、令人叹为观止的企业治理结构。

　　流传至今的票号号规诉说着当年的景象。

　　120年前的晋商票号已经建立起确保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票号经营能做到严格区分东家和掌柜的职责，这一点即使放到全球商业史上也是领先的。票号规定，东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伙计为自己做事。为了避免出现家族干预问题， “三爷”（舅爷、姑爷、少爷）不得在票号任职亦是票号约定俗成的规矩。由此，票号经营已完全交给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掌柜们。

　　掌柜由东家按照市场化程序聘任，各司其职，大掌柜相当于现代企业的总经理，二掌柜相当于财务和行政总监，三掌柜相当于销售和运营总监。经营账期结束，东家如果对票号业绩不满意，可以撤换或重新聘任掌柜。但在账期内，大掌柜具有经营上的绝对权威，甚至是否增设分支机构也由大掌柜全权决定。

　　票号掌柜权力大，而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票号经营效率。为激励和约束这些职业经理人，票号广泛推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以晋商红人毛鸿?为例，其78岁才成功创业，而在此之前一直担任职业经理人，先后出任日升昌二掌柜与蔚长厚大掌柜。在两家票号中，毛鸿?都有一分身股，可每年领取分红。在鼎盛时期，票号每股分红可达上万两白银，按购买力折算，毛鸿?这种顶级职业经理人年分红收入差不多现在的近400万元人民币。

　　随着票号行业的发展，管理层持股比例越来越高，一些票号如大盛魁甚至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层收购，身股占据了多数股份，东家的财股本身反倒成了弱势群体。

　　票号的身股制度确切产生年份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道光年间（1821~1850），票号身股制度就已经有成熟的发展和应用了，部分伙计在经历过几个账期的考察成为核心员工后，经掌柜推荐，亦可以和掌柜们一样有顶身股。此举与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逐步发展起来的员工持股计划不谋而合。当年，票号行业中流传一句话“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从1厘拿起，随对票号服务年限和贡献的增加而逐步增长。身股除不可转让之外，在分配权上和财股并无本质区别。据说当时山西姑娘嫁人的最高追求就是票号伙计，嫁不上伙计的才考虑举人和秀才。

　　此外，晋商票号还建立了完善的专业培训制度与福利制度。金融行业属于人力资本集中的行业，员工的专业性和职业稳定性对经营效率影响甚大。票号金融业的前辈们懂得人力资本积累，他们创立的人才培养和福利制度亦令人惊叹。

　　票号伙计的选拔流程已经包括完整的遴选、培训、实践过程，遴选包括对家世、品德、外貌、语言、珠算、书法等层面的考察。培训流程的设计更为精细，且已经包含末位淘汰制度。在度过学徒期成为正式员工后，其一日三餐和日用品全部由票号供应，寒暑服装也由票号统一制作。票号设有休假制度，由衣资账记录伙计供职与休假时间，度假旅费也由票号支付。假使持有身股的伙计不幸亡故，家属还可以领取几年分红用以过渡。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票号金融业的成功就是企业治理模式的成功，这一重要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中国已经步入新一轮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将完善“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这意味着未来国资运营将主要承担股东角色，而经营管理权将回归市场。与其说这是模仿淡马锡模式下股东与经营层的“一臂之距”，毋宁说是向晋商票号所开创的“东掌制”式中国合伙人制度的致敬和回归。

　　（作者系申银万国研究所高级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