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机构的相关举措来看，他们确实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不改善，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又会像我们经常做的改革一样，到底能不能顺利走下去，还前途未卜。

　　

　　此外，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还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持。笔者作为法务人员，经常参与相关的收购项目，而法务人员的法律认识很清楚，喜欢对一件事情定性，性质是什么，合法性怎么样。而对于现有的混合所有制怎么混、怎么合，有的时候我们很含糊。

　　

　　12月4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连发三份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下称“PPP”)的重磅文件。从笔者所处的建筑房地产行业来看，PPP模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式，同时也是新的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实践。

　　

　　相关的文件出台之后，民企会感到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过去做PPP模式，做完以后市场上找不到同样的模板。而根据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应做尽可能最低限度的风险防控。我们做医院项目的时候也面临这个问题，哪一些医院能收，哪一些东西能装进来，哪一些东西装不进来，这些内容连参与者自己都不清楚。

　　

　　特别是在现在大的反腐形势下，政府官员也很谨慎，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此类现状需要整个操作层面的法律支持，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司治理困局

　　

　　最后，笔者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谈公司治理的问题，公司治理问题在学界、理论界、实务界都谈的很多，从笔者自己的理解来看，它更多的是不同所有制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

　　

　　国企和民企的决策机制完全是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大家同一个公司章程、公司治理框架之下怎么样能够保持公司有效的运转。举个例子，比如一家企业的下属公司，准备让它申请特许资质，从民营企业角度来说很简单，一切围绕这个去做，无论人员选聘还是资本投入都可以随时调整。但如果这个公司有部分国有股东，国有股东要做一些汇报才能决策，效率如何提高。

　　

　　除决策效率问题之外，如果出现争议怎么办。针对股东之间争议的法律保护，相关政策改了几次，总的主旨还是鼓励创新。客观来讲，如果董事之间出现纠纷，理论上可以打官司的，但对民营企业来说，需要判断的不是打不打的赢，而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维权成本的问题，官司还能不能打。

　　

　　还可能有一些其他问题得出现，比如说如果大股东侵吞了公司资产怎么办？

　　

　　过去可以自己报案，现在你就是一个小股东，从实践来看，很多法院也不一定懂得这个案子怎么办。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在下一步引起足够重视，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此外，还有人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公有的和非公有部分的人员配置如何平衡，员工性质如何区分？虽说老人有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没有错的。但问题是大家都是出资人，谁具有决定权呢？比如说民营企业让你走人就走人，国有企业则是这个编制那个编制，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

　　

　　［本文根据邢力在“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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