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企业观之十

　　宋志平

　　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干校劳动后，我的父亲被安排在县城任工业局长，而母亲则在一家服装厂做厂长。我们几个孩子也告别生活了5年的老家与祖母，回到父母身边,当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他们都十分敬业。父亲热衷于县办工业，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县里经济不能只靠土里刨食，还要靠工业”，所谓“土里刨食”指的就是农业。在他的主导下，县里建起了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等几十家工厂。母亲也非常努力，我每次去工厂看她，她都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每逢月末，又总是忙着打算盘，计算厂里的收支情况。短短几年，母亲硬是把一个原本只有几十人的门店式的小工厂，办成了拥有几百人、以做出口外销业务为主的中型工厂，她的奖状挂满我家屋子的一整面墙。这些早年的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父母在企业中的忙碌和辛苦，算是我对企业的最初理解和印象吧。

　　在经历了三年插队生活后，我被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选择专业时，按照父亲的要求，我选择了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在父亲心目中，儿子要在企业里做一名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毕业时，老师们把系里唯一一个“进京指标”给了我，希望我进京为学校争光。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国家建材局的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从此在企业中一干就是大半辈子。这大概是我的命运使然。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那时起到现在已过去整整35年。其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快速崛起；在组织的培养下，我也从当年那个对企业只有肤浅感觉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大型央企的领导人。这35年里，我在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度过了23年，从车间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1993年初起做了10年厂长。2002年到现在的12个年头里，一直在中国建材集团做一把手，其中有5年时间同时任职国药集团董事长，成为把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的“双料”董事长。不久前，国资委老领导邵宁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我和志平认识20多年了，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球，好像也不想当官，几十年来一心一意做企业，是天生的企业家，是我们的一个宝。”他这番话让我十分感动。

　　我对现代企业的真正认识，源于我1980年春天第一次出国，去瑞典等欧洲国家培训学习的三个月。记得参观沃尔沃（Volvo）公司时，一进门，我就被其现代化的办公环境惊呆了：大开间办公室、一人一台电脑、立体式零件仓库……与当时中国工厂里比较落后的人工生产流程比起来，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让人着迷。外国朋友安慰我说：“只要你们努力，中国很快也会拥有这一切。”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正试图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是这条路会给整个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并不清楚。听了外国朋友的话，我想，这不过是一种安慰罢了。然而，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历史真的被“改革开放”改写了。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令世人瞩目，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1988年秋天，美国商界传奇人物李?艾柯卡在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说：“中国一只脚迈进了明天，一只脚还留在昨天。”他指的是行驶在北京长安街上的既有进口小轿车，也有一些老旧的国产车。艾柯卡是我崇拜的企业英雄，我作为那次演讲的听众，还得到了一张他的签名照。但我常想，如果艾柯卡看到今天的北京长安街，不知会作何感想。就在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更让人骄傲的应是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锤炼，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脱颖而出，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大企业，它们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全球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企业大多还致力于探索如何在体制机制上适应市场要求，对标国外知名公司不过是一种奢望。而现在，《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企业已有100家之多。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进入大企业生成、大企业引领行业、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变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不被重视，商贾甚至是受鄙视的，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从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就能看出，经商者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近10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跌宕中萌芽发展，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的实业救国，再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批批企业家前赴后继，为振兴民族工业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受列强欺凌、政治动荡、体制机制限制等因素影响，企业整体上仍是弱小的。我国真正的企业时代，正是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企业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企业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理解，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的财富源泉，是国民就业的主要渠道。企业的每一次重大创新、每一份经济贡献，都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无论哪座现代城市，那些高耸入云、令人惊叹的地标性建筑无不是由企业投资和建设的。

　　从更高层面来看，企业的整体实力代表着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拿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一提到它们，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丰田、三菱或三星、现代等知名企业，没有这些企业，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也是一样，如果没有100家世界500强，没有正在蓬勃发展的大企业，中国经济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主张，大企业战略应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究其根源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要从世界经济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以企业的兴盛和崛起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进而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不过，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到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中国企业仅走过了短短3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产生了一批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企业时代才刚刚开始。在社会观念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规范治理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对“商人”的理解还停留于过去“买卖人”的概念，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的企业家也会囿于“官本位”思想，对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缺乏足够认识。这些都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2014年年初，我被《财富》杂志中文版评为“2013年度中国商人”，不少同事却对把我叫做“商人”有点儿耿耿于怀呢。

　　企业是国之重器，国之根本。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反之，企业弱则国家弱，企业衰则国家衰。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里曾引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话：“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意思是“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在我看来，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

　　（选自《我的企业观》之“企业的逻辑”）